“我們律所在先前的經營狀況也不算是很好。”
“我和其他合夥人，也一直想要改變律所的現狀，但是都沒有機會。”
“這一次之所以去造謠白君律師事務所，或者說之所以去碰瓷白君律師事務所。”
“主要想的是，白君律師事務所在國内有着很大的名氣，其中創始人蘇白律師在短視頻，在互聯網上的名氣更大。”
“想要通過董果果這個案子，通過我與蘇白律師分别是被告人和受害人委托律師的關系。”
“來進行的一番可以說是炒作的行為。”
“可是我們并沒有預想到會出現如此嚴重的情況，并且造成了白君律師事務所如此嚴重的損失。”
“再有一點。”
“我們可以進行公開道歉，來挽回白君律師事務所的損失。”
“向媒體澄清，這些事項，都是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我們的錯誤。”
“我和李明，我們兩人作為成功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也作為本次事件中的被告方。”
“我們也非常清楚的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
“我們也想請審判長能夠從多方面進行考量，我們是否是無意的，是否是存在其他的客觀條件。”
“以此，來進行判決。”
“審判長，以上就是我方的法庭陳述内容。”
餘成的法庭陳述更多的是從共情方面進行出發。
想要通過陳述，讓審判長帶入到他們的視角來進行減緩性的判罰。
可是這現實嗎？
根本不太現實。
因為客觀事實和客觀條件已經擺在了面前。
再說。
審判長在庭審上也不一定能夠共情得了他們的處境。
對于餘成的法定陳述，在蘇白得到審判長的同意進行法庭陳述時。
并沒有進行立即反駁。
而是詢問了幾個問題。
“審判長，我方的法庭陳述是基于被告方的觀點上的。”
“在此，我想詢問一下被告方幾個問題。”
“首先.…”
“被告方陳述你方的造謠心理路程，說到底不還是為了進行不正當競争嗎？”
“造謠和不正當競争是不是違法行為？”
“你們是不是清楚這是違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