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這些信息一條條截圖，連同他們每個人的培訓檔案發給警務處：“按合同算清楚他們的培養成本，不想去沖突區的，十倍賠償。”
我已經夠仁慈了。
當初是我托關系把他們送進特訓營，是我掏腰包給他們請實戰教練，他們能穿上這身制服，哪一個沒受過我的恩惠？
我不想把事做絕，隻是要回本該屬于我的公道。
看到名單裡自己和徐嘉朗的名字沒被劃掉，蘇蓁蓁終于沉不住氣，電話打過來時，聲音裡的火氣幾乎要噴出來：
“你到底要鬧到什麼時候？非要讓整個工作室癱瘓才甘心？你知道今天有多少棘手的調解案等着處理嗎？你讓名單上的人怎麼安心工作？”
“這是解決矛盾的地方，不是你洩私憤的工具！”
“立刻讓警務處撤回名單，馬上來工作室給所有人道歉！損失的績效，你一個人補上！”
我平靜地回他：“他們簽合同時就承諾過服從調配，現在臨陣退縮，說明根本不配吃這碗飯。”
電話那頭傳來她壓抑的喘息，接着是幾句怒極的髒話：
“你簡直不可理喻！好，既然你非要魚死網破，那就别怪我無情！”
“唐思遠，你記住，是你先斷了所有情分的！”
電話被狠狠挂斷，我卻沒有絲毫報複的快感，隻有滿心的荒涼。
我曾一次次自我安慰，她不是不愛我，不是不在乎女兒，隻是職業習慣讓她不善流露感情。
可原來她也會為了别人失态，為了護着别人歇斯底裡。
原來，她隻是把我和女兒，當成了可以随時舍棄的負擔。
我守了整整十年的家，最後卻眼睜睜看着她，為了那個助理的失誤，葬送了女兒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