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長猶豫了一下，最終點了點頭。
大隊長轉身進屋，抱出一個褪了色的樟木箱子。
箱子打開時，一股黴味撲面而來。
裡面有幾件舊衣服、一把鏽蝕的小刀、幾枚民國時期的銅錢，還有一本用油布包裹的小冊子。
陳媛媛小心地翻開那本冊子，紙張已經發黃變脆，字迹褪色了不少，但仍可辨認。
“是日記！”陳媛媛輕聲讀了起來，“民國三十七年初一。”
大隊長的爺爺用樸實的語言記錄着當時發生的一切，當天出了多少礦，哪個工人領了多少工錢，誰家的孩子生病了
直到七月中旬，日記忽然沉重起來。
“七月十五日，陰。東家突然讓增開新的巷道，工頭不同意，說裡面危險，可能會出人命，但東家執意要增加，還說要扣工頭的工錢。”
“七月二十七日，晴。新巷道已經開出了三十尺，中午大石頭掉落下來，砸斷了王二的腿，工頭說太危險，不能再推進了，東家不同意。”
“八月三日，大雨。雨水滲透進了礦道，工頭再次警告說危險，不能再開采了，東家大怒，說要把工頭換了。我心中感覺很不安，總覺得要出事，但願不要出什麼事。”
最後一篇日記的日期是八月廿六，字迹潦草得幾乎難以辨認：
“大雨傾盆。東家卻強迫工人們下井。中午的時候，南巷傳來巨響。真出事了！塌了！全塌了！我幫着擡出七個，其餘都，東家不見了，要怎麼辦，怎麼辦？”
“典型的資本家行為。”霍夫曼教授說道，“為了錢枉顧人命。”
陳媛媛發現箱子底下還有一張，被精心保存的紙張。
她抽出來一看，是一張更加細緻具體的礦藏草圖。
霍夫曼教授看着草圖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