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方朗聲道：“《春秋》首重‘尊王攘夷’，微言大義。”
“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召周天子于踐土，《春秋》為何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此乃為尊者諱，曲筆存真，彰顯聖人之意在于維護周天子威嚴，即使事實有虧，亦需在筆法上保全，此乃《春秋》之大義首要。”
“李兄以為然否？”
他目光灼灼，自信此問能顯其功底，并占得道德制高點。
李钰從容道：“秦兄所言，确為常解。”
“為尊者諱，乃《春秋》筆法之一。”
“然聖人作《春秋》，其核心在‘明是非，正名分’，而非單純避諱。”
“‘天王狩于河陽’一語，表面諱言，實則‘狩’字本身已暗含褒貶。”
“天子巡守方為‘狩’，晉侯召王，豈是天子之‘狩’？”
“”
“非為諱而諱，乃是以曲筆行直道，其目的仍在‘正名分’。”
“若隻解為避諱，則淺矣。”
秦方眉頭一皺，沒料到李钰不僅認同，更深化了一層，指出了筆法背後的真正意圖。
不過他也才思敏捷，立刻反擊。
“李兄巧言。然則‘正名分’需依托于事實。”
“隐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穀梁傳》雲‘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直指鄭伯處心積慮殺弟之惡。此非直書其罪，大義凜然乎？豈不與你方才所言‘曲筆’相悖？”
李钰微微一笑，搖頭道：“并不相悖。”
“‘克’字之用，正是‘正名分’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