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已經落山，窗外突然響起聒噪的蟬鳴，秦風卻絲毫沒有聽見。
指尖撚着粗糙的紙張，目光緊鎖着兩份檔案。
喬林，男，1917年生人，現地市公安局刑偵大隊大隊長（處級待遇）。
開篇的履曆，是标準的革命功臣模闆，字裡行間都透着峥嵘歲月的厚重。
1932年，學生時代的他就敢扛着标語上街，帶頭反對僞滿洲國成立，是學校裡響當當的學生會首領。
後來因反對國民黨圍剿，被反動派的槍托打斷過肋骨，這段經曆在檔案裡寫得詳實，還附了當年地下黨同志的證明材料。
再往後，便是加入我黨，潛伏在本市開展地下工作。
抗戰爆發後，這份紮根本土的潛伏價值徹底爆發。
他先是利用在本市洋行的職位，摸清了日軍在城郊修建軍火庫的具體位置，連夜傳遞情報，配合遊擊隊端掉了這個據點。
後又在日軍“強化治安”時期，喬裝成糧商，深入日僞管控的糧庫，獲取了糧食調配清單，緩解了城區地下黨員的斷糧危機。
最關鍵的一筆，是1943年，他策反了僞警察局的一名戶籍警，拿到了日軍在本市的特務名單，一口氣揪出了三個潛伏在我方的日僞探子。
這些功勞，每一件都緊扣着本市的抗戰脈絡，真實得無可挑剔。
可秦風的目光，卻死死釘在了解放戰争時期的那段記錄上。
1946年，喬林已在國民黨本市綏靖公署情報處擔任三科科長。
這是妥妥的要害部門官員，手裡攥着整個市區的地下黨名單和活動軌迹。
也是這一年，他因“身份暴露”被捕，關押在本市模範監獄，整整八個月。
八個月！
秦風用指腹重重劃過“坐牢”那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