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治本，還需由朝廷出面修史，補《秦記》之不足，一來讓世人知道，諸夏同祖，宣告大秦乃繼殷周之後的正統。”
“二來明史實，揭虛言，将六國史書裡對秦的抹黑統統删去，讓世人知道六王如何昏聩衰敗，濫殺忠臣，秦如何以百戰之師掃六國，誅暴亂！”
和講究秉筆直書的姜齊史官不同，秦史官“篡改曆史”也不是一兩回的：《秦記》有個很糟糕的傳統，隻記錄勝仗，敗仗忌諱莫深。
“三來，則是要通過重修五帝、三代、夏殷周之史，告訴天下讀書人，所謂的三代之治，不過是虛幻想象，真實的三代是怎樣，周如何以封建而亡，秦又如何以郡縣而興！都要在史書上闡明！”
這是要為封建、郡縣之争定性了，鼓吹封建複古者不在少數，那群人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但可以給三觀還未定型的年輕士人洗腦。
光是這幾句話，就讓秦始皇頗為心動，不住颔首了。
“待一年半載後，史書修成，便發示天下，公學、私學弟子皆學之……如此，則一代人後，便無人再會法先王，以古非今了！”
秦朝史官的能耐黑夫清楚，可以說是全天下最差勁的，《秦記》十分潦草，對很多事的時間、經過語焉不詳，也不指望他們能編一部能流傳後世的巨著。黑夫想要的，隻是簡單的，薄薄的曆史課本，能讓讀書人看懂，集衆人之智，應該很快就能做出來。
而貫穿這本書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世道必進，今勝于古”。說來好笑，這個道理兩千多年後再提出來時，竟是嚴複翻譯的《天演論》，被世人驚為天人。孰不知，商韓法家早就以此為共識，隻是沒說這般明白而已，秦後兩千年的人，基本都以複古為政治追求，中國的曆史，也開始進入一個循環往複的圈子。
圖窮匕見，黑夫的目的呼之欲出，他不僅是要阻止焚書，讓那些有科學潛力的學派逃過這場無妄之災，為思想界保留一點種子，也要順手給複古主義狠狠一刀！
史官文化是中國獨特的傳統，一個國家應該以史為鑒，但必須向前看，而不是活在恢複過去的迷夢中！黑夫以為，兩千年間，不斷的王朝興滅，曆史循環，走不出過去劃定的圈子，也是這個國家的老毛病。
可如今，一切都不一樣了。
“如此一來，就算後世仍有一個王莽，也再也搞不了複古改制了！”
……
“後生可畏啊！”
李斯驚訝黑夫之才，開始重新上下審視這個年輕人，心中是久久的贊歎——就像韓非的《孤憤》《五蠹》之書，讓他佩服且嫉恨一般！
黑夫這次不再是和稀泥，他有一套邏輯缜密的治國之策，也不正面和李斯對抗，反而順杆往上爬，提出的對策，是在膠東試行過的，效果不錯，既能做到一輿論之效，還比李斯的手段溫和，更易讓人接受……
越是這樣，李斯的忌憚就越深。
他發現，皇帝陷入了思索，今日之辯，自己已是岌岌可危，隻能盡力去挽回敗局！
于是李斯便道：“膠東郡守此策倒是新穎，但費時太長，恐怕要一二十年才能見成效。且朝廷發放的史書，隻能讓少數學室弟子看到，如何與那些居心叵測之士的摘抄流傳，街談巷語相抗？”
在李斯看來，書是思想的源頭，但傳播的主要途徑，依然是民間言論。
六國史書編篡已久，像墨子這類大學問家，曾觀百國春秋，将其部分抄錄帶出，流散民間。民間的小說家、倡優則在接觸這些史書抄本後，将裡面的故事選出來，講述師曠、晏子、淳于髡的故事，再告訴民衆。
同樣，儒、墨也各有自己的書籍傳承，他們捧着本《書》《詩》《春秋》《易》，就開始吹噓三代之治，在民間有很深的基礎。官府新編篡的史書，要與這些存在數百年的學識抗衡，實在不易。
黑夫卻以為不然，就算舊的史書還有遺留，但對于普通老百姓，以及大多數士人來說，已經很難看到。隻要官方能重視教育，從孩子抓起，往往統治者呈現給他們啥他們就看啥，教育啥他們就學啥。
但李斯卻搖頭：“膠東郡守僻居于北地、膠東，不清楚外面的情形，新的形勢，已經在天下出現了！”
李斯開始向秦始皇彙報新的情況：“也是多虧了膠東郡守所制的麻紙，在中原梁、楚之地，制紙之法管控不嚴，已流入民間，臨淄市面上，也有私制的紙問世。不少關東之士以紙輕便，抄錄六國雜史及《詩》《書》于其上，再相互傳抄。結果一傳十十傳百，已成野草蔓延之勢，值此非常時刻，一一甄别已無濟于事，非得以酷烈治之，徹底燒盡才行……”
“這麼快！？”
黑夫倒是一驚，不過想想也是，距離他在鹹陽制紙已過去五年，麻紙、皮紙的制作工藝已十分成熟，朝廷公文基本采用紙張，各郡也陸續建立造紙坊，最開始官府也沒太重視，随着人員進出，工匠離去，工序便流入民間，被一些豪貴大族掌握，見賣紙有利可圖，便私設工坊。
而中原士人之間往來走動，常帶着書同行，車上拉着沉重的竹簡，故有“學富五車”之說，換成紙書的話，不過半車即可。
除了輕便，紙張在書寫上也有優勢，這年頭複制知識，隻有抄書一個途徑。抄書人大多是經濟貧困的士人，依靠抄書維持生計。而雇主是一些官吏、學者。當文字載體是竹簡時，抄書人要一枚枚竹簡地抄，一旦有錯，得用小刀削掉改正，最後再編成竹冊，這個過程費時費力。
紙張就方便了，作為缣帛的替代品，讓刀筆吏抄書人省了不少氣力時間，結果麻紙在中原漸漸風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