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人相互之間并不陌生，普通的販夫販婦，往往局限于一鄉一邑，中等的商賈，也隻在郡縣内揚威，可若想到達“百金”的程度，跻身大商人行列，往往少不了和同行打交道。
所以他們之間，或是相互合作的夥伴，或是曾有過節的對手。但現在，卻都和和氣氣地見禮，商場之上，追逐的無非是一個利字，冤家宜解不宜結，更何況，自從秦滅齊侯，商人的最大的敵人變成了同一個：官府！
相互寒暄後，大夥也讨論起共同關心的話題：“今日膠東郡守忽然送帖，請吾等至此宴飨，不知是為了何事？”
“恐怕筵非好筵啊。”
來自琅琊的商人管宴面露憂慮，這些年秦朝對商人的政策，讓他覺得，但凡官府找，基本沒什麼好事！
“然也，秦人最厭商賈。”
衆人紛紛附和，秦朝法家執政，從商鞅時代起，就極度讨厭商人。商鞅認為，商賈喜歡四處流竄，最不聽話，一個商人從事末業成功，就會引得十個農夫不好好種地，所以必須抑商。
首先，把鹽鐵等事關國運的東西一律收歸官府所有，加重商稅，酒、肉等皆課重稅，使從業者無利可圖。
同時，又在律令裡，降低商賈的地位。昔日天下七雄，秦國商人最賤，與贅婿并列，一旦有徭役、戰争，商人總是最先被征發。秦國軍隊明文規定，不必憐惜商人及其子孫的生命，無論什麼髒活、累活、危險活都要派他們去幹！
這種情況下，秦國商業基本被官府控制，頂多在官府控制不到的邊地，出了烏氏、巴清這種夷狄大商，但最終也被朝廷招安，做了紅頂商人。
黑夫他們家的南郡紅糖之所以能成功，也是立足于江南這塊處女地，鑽了法律的空子，可也沒自由幾年，如今遍布江淮的糖坊，統統收為官營。
但東邊的齊國，卻與秦走了完全相反的路線，早在太公望時期，齊國處瀕海鹽堿之地，不适于農耕，于是因地制宜，通過工商業來拉動經濟，終成魚鹽之國。
齊桓公時，管仲進一步提出了“本肇末”的觀點，士農工商皆國之柱石，設工商之鄉，還鼓勵商賈将魚鹽運往梁、楚，為齊國賺取外快。
田氏雖為卿大夫，卻亦是靠海魚、木材來收買人心的，對商賈也很寬容。兩百年來，齊賈遍布關東，巨賈們可與封君分庭抗禮，公然穿紫衣招搖過市的不在少數……
可這種商業繁榮的黃金時代，在田齊滅亡後就結束了，秦朝将關中的政策搬到齊地，下令禁止商人衣絲乘車，禁止商人及其子孫做官，并規定商人要交納加倍的人口稅……
秦始皇東巡時，甚至将“上農除末”刻在琅邪台上，作為國策，公布于天下！
齊地商賈的好日子結束了，十年來，不論是從事農、牧、漁、礦山、冶煉，還是奢侈品的商賈，都舉步維艱，社會地位一落千丈，還要提心吊膽，生怕被官府随便安一個罪名就抓起來。
所以今日，十三名巨賈，才穿得比普通百姓還寒碜！……
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齊人八百年的重商傳統，絕非一朝一夕改變，這種抑商政策，并沒有徹底打垮齊地商賈。相反，齊地流傳着這樣的話：
“由窮變富，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女子做手工不如賣俏……”
秦朝雖然抑商，也不見得工匠和農夫日子好過，巨額重稅擺在那，老實巴交做工做農，依然過得貧苦，投機博利的收益反而更大些。
在齊地，因為秦吏稀缺，官府也無法像關中那樣，管到基層。市肆裡闾，依然是商賈的天下，臨淄、即墨，這些通邑大都之中，至少有三十幾種行業，每一種行業都有壟斷的大商人，每年的收入遠超黑夫這“兩千石”工資十倍百萬！
“羊肥了，就會被殺，韭長了，就會被割！”
琅琊商人管宴對秦朝意見不是一般的大，冷冷道：“二三子可别忘了算缗之事！”
衆人皆歎息，原本他們還能盈利，可自從那項政策出台後，經商已經無利可圖。
齊地商賈的富裕，被東巡的秦始皇看在眼裡，去年，皇帝回到鹹陽後，除了将一部分齊賈強遷到關西外，還在丞相李斯提議下，頒布了一項針對商賈的新政策。
凡屬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有無市籍，都要向官府财産數字，并規定凡二缗（一缗為一千錢）抽取一算，即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業者，則每四缗抽取一算。這叫做“算缗（mín）”。
官員、長者和軍人外，凡有馬車的，一乘抽取一算，販運商的轺車，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者，亦抽取一算！
若有隐瞞不報，或呈報不實者，沒收全部财産！并罰戌邊一年！
這是公然向商人收“财産稅”了，此策一出，天下商賈哀鴻遍野，盈利較多的行當還好，利薄者，直接就入不敷出了。
很多人都萌生了：“不做商賈還不行麼？”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