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說，把刀往以他為代表士大夫階層的身上砍。
他剛才所提的兩個建議，其實都是在這麼做。
但無論是将士大夫的言行規範寫入律法，還是大興官學，都是治标之法。
因為法律再規範，執行起來肯定有漏洞。
官學再興盛，士大夫階層的先發優勢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幾十年内，大宋的高官，絕大部分仍然會來自于世家大族。
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闖過了科舉那一關，進入了官場。
但面對着完全陌生的環境，沒有人給他指導的情況下，僅僅熟悉情況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點兒，等他們徹底了解了官場的規則，可能大半生都已經過去了。
這其中當然會有一些天賦異禀之人，但大部分人終其一生，可能也就是個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個世家大族出來的孩子呢？
人家的長輩哪怕同樣是個九品八品的官員，但人家在官場上浸淫了一輩子，對于一切規則早就谙熟于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後，每一步該幹什麼，人家早就規劃的明明白白，隻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這樣的情況下，人家的進步怎麼可能會慢呢？
正是因為知道這個，李睿才把前面的兩個辦法，稱為治标之法。
而他最後提出的建議，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為親親相隐發展到現在，早已經不再局限于君權、父權、夫權。
而是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民告官！
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對于民告官的事兒，其實寬松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
因為，大宋專門設立了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用來處理百姓的訴狀。
而且，這些訴狀能直接遞到皇帝的手裡。
相比于前朝，尤其是相比于幾百年後的某鞭子朝，這項制度簡直先進到不像是在同一個世界。
畢竟，某鞭子朝的民想要告官，無論能不能告赢，可是都要先打五十大闆的。
試問，有幾個人的身闆兒，能頂得住五十大闆？
碰上有經驗的獄卒，一闆子，就能要你的命。
但就算是這樣，大宋的民告官依然有非常多的限制。
比如，隻有‘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一類嚴重的事情，才能直接到鼓院或者檢院告狀。
至于其他事情，則必須一級一級的上告。
如果越級上告，就會有專門的‘越訴法’等着你。
為什麼在民告官如此寬松的大宋，依然對民告官有這麼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