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便認為：“《春秋》那部書，隻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曆史的宗旨在于‘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隻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
無論外界怎麼評判，《春秋》作為儒家“六經”之一，影響中華文化幾千年，已經深入骨髓。那麼這一百多根殘存漢代竹簡，所記錄的《公羊春秋》，其文化價值，足以使得它成為虎園博物館的“文化之根”！
太可惜了，隻有一百一十八根竹簡，按照每根竹簡記錄三十五字來核算，也不過四千字。也就是說，這份《公羊春秋》殘缺大半，殊為可惜！
什麼是《公羊春秋》？
先要明白一個概念：《春秋》無定本！
《春秋》這本傳說是孔子編訂的編年體史書，其實早已遺失。現存版本，大多數以《左傳》即《左氏春秋傳》來逆推。但左丘明編撰的《左傳》，僅僅隻是《春秋三傳》中的一部，它的很多内容，與另外兩部在浩瀚文史中若隐若現的《公羊春秋》《谷梁春秋》，相差甚遠。因此，在後世的儒學研究中，就有了《春秋》無定本一說。
第二個問題來了，既然《春秋》的本經都已經遺失，那後人如何研究呢？
這就體現出剛才提到的《春秋三傳》的作用。
春秋經文，言簡義深，素有“微言大義，以一字寓褒貶”之稱。
這樣一來，如無注釋，旁人根本讀不懂春秋——所謂關羽夜讀《春秋》，那純粹瞎扯，春秋經非儒學大家不可深研，就憑關武聖那點學曆，也就是裝裝樣子而已。
因此，就如何解釋《春秋》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的含義，都會産生嚴重分歧。
注釋春秋的書，很快出現，一出就是五種：有左氏（左丘明），公羊（公羊高）、谷梁（谷梁俶）三家，稱為春秋三傳。
另外還有兩種解釋春秋的書籍，《鄒氏春秋傳》十一卷，《夾氏春秋傳》十一卷，不過，這兩本注釋，早早亡佚。（其實曆史記錄中還有蹤迹的，但影響不大）
《左氏春秋》因為其編撰者是魯國史官左丘明，年紀比孔子稍稍小一點。當年孔子在魯國編寫《春秋》時，自然需要魯國史官幫忙，于是，左丘明以協助者的身份出現。
因此，後世一直将《左氏春秋》作為春秋經注釋的正溯。
相比《左傳》，其實《公羊春秋》的來頭也不小！
《公羊傳》的春秋解讀，來自于公羊高的家傳學說。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系統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毋子都。至漢景帝時，胡母子都和他的老師公羊壽，用漢代的隸書“著于竹帛”，才使《公羊傳》成書。
能證明《公羊傳》權威性的最關鍵人物是“子夏”！
子夏是誰？
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人之一！
子夏小孔子四十四歲，是孔子後期學生中之佼佼者，才思敏捷，以文學著稱，被孔子許為其“文學”科的高才生。
子夏為學時，因常有獨到見解而得到孔子的贊許。
如其問《詩經》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一句，孔子答以“繪事後素”，他立即得出“禮後乎”即禮樂産生在仁義之後的結論。
孔子贊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
孔子于魯國編撰春秋經時，恰好子夏随侍在側，也就是說，他在當時，很有可能擔綱的是孔子秘書加助理工作（猜的，莫當真）。
如此一來，左丘明是孔子先聖的協助者，子夏是孔子老師的秘書加助理。可是，兩人傳下來有關春秋經的解讀，并不完全一緻……
儒家後繼者，暈了，該聽誰的呢？
後世多采用《左氏春秋》為正溯，因為有不少人認為，公羊家的春秋經注釋，采用口口相傳的模式，勢必會加入相當多的傳授者自我會，有失真意！
真是這樣嗎？
事實上，漢朝的時候《公羊春秋》的影響力，要遠超過《左氏春秋》。
包括促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代儒家宗師董仲舒，都是學習《公羊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