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于那些往日裡對他畢恭畢敬，一口一個“傅導”叫得無比親熱的劇組工作人員，現在也都找各種理由推脫。
整個行業，宛若一夜之間，都對他關上了大門。
一位我們共同的朋友給我打來電話。
說傅斯年那邊情況不太好，已經有投資人撤資了，他現在四處找人借錢。
我隻輕笑回答：“是嗎？與我何幹？”
朋友在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沒再多說什麼。
在圈内碰了一鼻子灰後，傅斯年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父母身上。
他大概覺得，憑着父母多年積累的人脈和關系網，總能找到一些願意雪中送炭的叔叔阿姨。
然而，他再一次失望了。
他父母開始聯系那些平日裡走動頻繁、關系看似親近的老朋友，希望能為兒子的項目拉到一些資金支持。
結果卻發現，這些所謂的“老朋友”“關系好”，絕大多數都是看在安家，看在我安瑤的面子上，才與傅家維持着表面的熱絡。
如今我和傅斯年鬧翻，他們避之不及。
他們要麼直接拒接傅家父母的電話，要麼就是含含糊糊地敷衍幾句，找各種理由推脫。
一次次的拒絕，一次次的冷遇，讓傅斯年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資本的力量和現實的殘酷。
沒有了我安瑤的支持，即使他有再強的能力，也寸步難行。
媒體持續追蹤報道傅斯年的窘境，昔日風光無限的金牌導演如今狼狽不堪，成為圈内談資。
對于這一切，我漠不關心。
我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公司新電影項目的制作上。
沒有了傅斯年的幹擾，沒有了那些亂七八糟的破事，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着。
甚至，比我預想的還要更加順暢。
9
一個月後，關于傅斯年的消息，已經從娛樂版逐漸蔓延到了社會新聞版。
傅斯年新成立的工作室拖欠員工工資。
照片裡，他那間租來的工作室大門上，被貼滿了催款通知單，紅色的油漆字寫着“欠債還錢”。
更有人拍到，幾個兇神惡煞的男人，直接堵在了工作室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