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後，我在一家海濱咖啡館收到了一通陌生電話。
對方自稱是陸景然的律師，聲音低沉：
“蘇小姐，陸先生出了點事，想請您幫個忙。”
我皺眉：“什麼事？”
律師歎了口氣：
“他和徐若琳的事鬧大了。徐若琳拿着他簽的一些文件，卷走了公司大半的資金。陸先生現在被債主追得走投無路，想請您出面作證，證明那些文件是他在被脅迫下簽的。”
我冷笑：
“他自己的爛攤子，憑什麼找我？”
律師頓了頓，語氣帶了幾分懇求：
“陸先生說，您是他唯一信任的人。他知道自己對不起您，但希望您看在七年的感情上，幫他這一次。”
我沉默了一會兒，腦海裡閃過這七年的點點滴滴。
從前的陸景然，曾經在深夜為我煮一碗熱粥，笑着說要陪我一輩子。
可那個陸景然，早就被現實和徐若琳磨得面目全非。
“告訴他，我幫不了他。”
我挂斷電話，端起咖啡，望向窗外的海平線。
陽光灑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像在訴說新的開始。
又過了幾個月，我在旅途中聽說了一些關于陸景然的消息。
徐若琳卷走資金後，徹底失聯，留下陸景然獨自面對債主和官司。
公司破産後，他賣掉了所有的房産和車子，還是還不上債。
最後，他回了鄉下，靠給人修剪葡萄枝謀生。
有人說，他在鄉下過得很落魄，常常一個人坐在葡萄園裡發呆，嘴裡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聽完，隻覺得索然無味。
他的下場，不過是自食惡果。
至于徐若琳，有人說她拿着錢跑去了國外，也有人說她被債主找到，落得比陸景然還慘。
還特意截了我那條點贊的消息，語氣尖銳地質問：
「我至」他們的故事，已經與我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