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始了新的生活。
他交往的圈子大了，來往的人各式各樣，但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熱愛日耳曼的任何事物和恐懼馬克思主義。慕尼黑有位内科醫生，他相信星宿的擺動，還宣稱，這給了他在任一人群中辨認出猶太人的能力。更有意思的是恩斯特·羅姆上尉，他是個同性戀者，曾當過連長。羅姆是個模範軍官，是在危險中可以信賴的同志，他長得又矮又胖，頭發剪得整整齊齊，笑起來很是逗人。他是戰争的活紀念碑：他的鼻尖被打掉，臉上還有一道深深的彈痕，現在在國防軍裡當軍官。他曾說過：“因為我是個惡人，又不成熟，所以，更令我感興趣的是戰争和騷亂，而不是你們市民的平淡無奇的生活。”從兩人首次在一民族主義小組（“鐵拳”）的秘密會議上見面時起，羅姆便堅信，這個勇于獻身的下士是領導“德國工人黨”最合适的人選，由于羅姆帶來了許多軍人，他實際上已改變了德萊克斯勒-哈爾雷之組織的工人階級性質。在吵鬧的會上維持秩序的正是這些軍人。鮮血和苦難把希特勒和羅姆兩人緊密連在一起，因為兩人同為建立前線戰士的手足之情立下過汗馬功勞。雖然在不久前羅姆接替了梅爾上尉的職務成了希特勒的指揮官，他堅持讓希特勒對他使用昵稱“你”。這樣親密的關系也導緻希特勒被其他軍官接受。
希特勒與作家迪特利希·埃卡特的關系更加親密無間。埃卡特曾說過，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必須有能力承受機槍的咆哮聲。“我甯願要一隻微不足道的猴子，隻要他能對赤色分子做出辛辣的回答，并在群衆向一群學問高深的教授扔桌子腿時不逃跑就行。”另外，此人應是個光棍。“這樣我們便能吸引婦女！”盡管兩人年齡有差距（相差21歲），背景又不相同（埃卡特是個大學生，有文化），但他們結成了好友，并不隻是政治上的相識。兩人均是波希米亞人，能講下層社會的語言；兩人均是民族主義者，都憎恨猶太人。埃卡特認為，凡娶日耳曼女人為妻的猶太人都應監禁3年，如再執迷不悟，繼續犯罪，則予以處決。
埃卡特是個浪漫的革命者，善于進行咖啡館争論的大師。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個真心實意的江湖術士，常出現于舞台；若有機會演講，不管是在家中、在街頭，還是在咖啡館，他都津津樂道，講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個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會背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熱衷于與這位熱情的、口若懸河的知識分子海盜相伴，而他則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爾斯達夫的角色。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導師。他給了希特勒一件軍大衣，糾正他的語法，帶他逛高級的飯館和咖啡館，并将他介紹給名人文士（“這是終有一天要解放德國的人”）。兩人常在一起談論音樂、文學藝術和政治，一談就是幾個鐘頭。與這位粗暴的作家的關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迹。
霍夫布勞斯群衆集會後幾星期，兩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險。霍爾德·馮·盧特維茲将軍率領的“自由兵團”，被魏瑪社會主義政府下令解散後，不但沒有解散，反而開赴首都，占領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總理大臣——由一個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員擔任。希特勒和埃卡特兩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團的起義具有巨大的潛力，二人自願前往柏林，以便決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亞共同采取革命行動。羅姆上尉批準了這一計劃，把他們送上一架運動教練機。這是希特勒的飛機。駕駛員羅伯特·利特·馮·格萊姆中尉是戰時的一流飛行員，很年輕，曾獲“飛行大獎”，後來成了希特勒的空軍之最後一個統帥。那天氣候很壞，盡管格萊姆的飛行技術高超，希特勒還是不斷嘔吐。由于中轉機場被罷工工人占領，此次的任務險些破産。後來，希特勒急中生智，給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則化裝成小販，這樣，他們一行才獲準前往柏林。飛機在柏林着陸後，希特勒臉色慘白，發誓日後再不坐飛機。
雖然柏林于3月13日一槍未放便獻出了城門，但他們的勝利卻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誰也不願在卡普“總理大臣”的内閣任職。這次倉促計劃進行的起義，從一開始便是個大失敗，而使之失敗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壞活動。與全國人民一樣，柏林人反對軍方的高漲情緒，也誘發了反對他們的浪潮。柏林人覺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當埃爾伯特政府号召舉行總罷工時，工人們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權無法施政。電力被切斷，電車和地下交通停頓；全城無水，垃圾在街上腐爛；商店和辦公室關門，隻有在黑暗中或在燭光中進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響。這種腐敗的現象系由一部拍得過分的電影所緻：該電影寫的是一群11歲的小妓女，濃妝豔抹，與穿着高筒皮靴的亞馬遜人争風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種口味、各種“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館和餐館——有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裸體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體已成為豔事，而藝術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厭世之最。柏林是達達派藝術家的活動中心，該派詩人霍爾特·梅林用辛辣的諷刺口吻和俚語寫了一首詩，為柏林人描繪出一幅可怕的未來的圖景：
快來呀，孩子們，
讓我們歡快地趕赴屠場，
勒緊褲帶，趕走猶太狼。
帶好毒氣和卍字章，
到人群中去殺一場！
埃爾伯特政府的大罷工竟成了弗蘭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卻為左派的另一次叛亂浪潮開辟了道路。共産分子在德國全境掀起的混亂已達到這種程度，以緻埃爾伯特總統不得不出面懇求數天前從政府拂袖而去的馮·塞克特将軍擔任全體武裝力量的總指揮，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亂。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重新糾集剛被解散的“自由兵團”。事件與發展确實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軍今天卻被召來加強法律的秩序。這也是一場隻有達達派劇作家才寫得出來的鬧劇：埃爾伯特發給“自由兵團”的獎金，恰好是卡普政權曾答應獎給他們去推翻他的政府的獎金。
擺在改組後的“自由兵團”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在薩克森，蘇維埃共和國已奪取了政權；至3月20日，一支擁有5萬名工人的紅軍已占領了魯爾區的大部分地域。同一天，德國共産黨的《魯爾回聲報》宣布，勝利的紅旗必在全國飄揚。“德國必須成為蘇維埃共和國，與蘇俄聯合，成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跳闆。”
4月3日，“自由兵團”橫掃魯爾區，消滅了紅軍的據點，殘酷地對待未被消滅的紅軍。“如果告訴了你們，”“自由兵團”一名青年士兵在家書中寫道，“你們會說我在撒謊。決不饒恕……我們甚至槍殺了10名紅軍的紅十字會護士，原因是，她們身上帶有手槍。我們将這些小姑娘殺了，殺得很開心——她們是怎樣喊叫，怎樣哀求饒命的呀！絕對不行！帶槍的就是敵人！”
但是，為了見到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魯登道夫，他們還是到了首都。其時，魯登道夫正準備喬裝南逃，并與許多觀點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鋼盔”黨人，由老軍人組成的超級民族主義集團成員，以及大量得到工業家資助的“民間”組織的領導人等。埃卡特還将他的學生介紹給鋼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侖·貝希斯坦主辦的沙龍。一見面，她立刻為“年輕的德國救世主”所傾倒，并答應将他介紹給她圈子内其他有影響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這可能是出于自願，但更有可能是授權這樣做的。他打起背包，領取了50馬克的退伍費，以及一件大衣、一頂帽子、一件外衣、若幹條短褲、一套内衣、一件襯衣、若幹雙襪子和鞋。他在提埃希大街41号向人轉租來了一間小房。這是個中産階級的居住地，靠近易薩爾河。這裡大都是三四層樓的建築物，樓下是商店或辦公室，樓上是小單元房或單身房。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長15英尺，寬隻有8英尺，比他在曼納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這是本樓最冷的房子，據房東埃爾蘭格說，“租這間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們現在用它做雜物間，誰也不會再租它。”
希特勒選擇的住房離慕尼黑觀察家報社隻有一箭之遙，這絕不是偶然的。這家報紙已易名為《人民觀察家報》，繼續充當反猶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猶思想大都由這家報紙反映出來。例如，不久前，這家報紙在頭版頭條刊登的标題是“給猶太人一點顔色瞧瞧！”作者認為不管措施如何殘酷，都應把猶太人全部從德國清除出去。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國逃亡者之手，希特勒從中獲得了不少有關共産主義越來越危險的情況。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卻是猶太人及和平條約，其次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鬥争。對于德國共産黨人的獻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欽敬，恨不得把他們争取過來。在一篇題為《日耳曼與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薦他幹脆稱之為“日耳曼布爾什維主義”。一次，在演講時（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對參加黨内會議的人說，德國的共産黨人是有理想的，他們不自覺地在為拯救德國而鬥争。
俄國的逃亡分子極力反對這一妥協。無論在文章中還是在談話中，他們關于布爾什維主義危險之說，對希特勒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些來自東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說服人的要算是阿爾弗萊德·羅森堡，即那位來自愛沙尼亞的青年建築師兼畫家。他們首次相見時，彼此對對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說他令我傾倒，那我是在撒謊。”羅森堡回憶說，隻是在聽了他的公開演說後，他才對希特勒入了迷。“這裡，我看到了一個前線的老戰士是如何以一個自由人的勇氣，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進行這一鬥争的。在聽他演講15分鐘後，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之後的幾個月裡，随着羅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與種族主義的刊物上的相繼出現，兩人便互相親近，彼此傾慕。令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羅森堡說，布爾什維主義不外乎是猶太人征服世界之龐大的全球戰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後的“證據”是在具有曆史意義的霍夫布勞斯大會後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複國長者之議定書》。這份議定書被認為是“複國長者”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的旨在陰謀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會議的書面報告（這份《議定書》是在反猶主義的溫床法國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細，幾年後即在19世紀末發表于俄國。在德國首次發表的時間是在停戰協定簽訂後一年，發表在一俄國移民雜志上，未産生重大影響。它原是業餘的僞造文件，卻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奉為福音。在俄國皇室被屠殺後，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發現了一本《議定書》、一本《聖經》和一本《戰争與和平》）。《議定書》是希特勒對猶太人存在偏見和恐懼之佐證，也是他與羅森堡的關系的轉折點。此後，希特勒便将羅森堡關于警惕布爾什維主義之說牢記在心，而迄今為止仍屬枝節的共産主義問題，也逐漸在黨的信條中加重了分量。
接受《議定書》的也絕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倫敦的《泰晤士報》發表一篇長文，該文聲稱，此《議定書》系猶太人為猶太人而寫的真實文件，應認真對待。反猶主義原系主張信奉基督教的人們首先鼓吹的；《議定書》不僅在全歐各國流傳，而且流入并發表在南北美洲，這就加劇了心懷惡意的反猶主義。幾個世紀以來，天主教徒們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猶太人殺害的；第一個新教徒馬丁·路德也攻擊說，猶太人不僅把上帝變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災難”。總之，猶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敵，必須用斷然措施予以對付。
希特勒對猶太人之仇恨，主要來自他自己在戰争的末期以及之後的革命時期所做的觀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時的房東埃爾蘭格竟是個猶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憶：“我常在樓梯和門口碰到他——他總在往本子裡寫什麼……他從未使我感到他因為我是猶太人而抱持異樣的眼光。”），而他從羅森堡、圖裡會，或從戈比諾、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猶主義者那裡得到的東西，僅僅支持了他自己的結論而已。從這些人那裡，他不過是取自己之所需罷了。或許，給他影響更深的還是那些小冊子和滿嘴噴毒的、反猶的低級右派報刊。自早年（在維也納）以來，他對這些低級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剝。這些低級文學所播下的種子，終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勞斯群衆大會上結出了果實。
他以“我們為何要反對猶太人”為題，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一開頭他就明确宣布，隻有他的黨“才能将你們從猶太人的權力中解放出來”。他詳細地闡述了猶太人如何自中世紀以來就在污染社會。他的演講雖沒有什麼獨創和韻律，宣傳效果卻非常顯著。他的反猶思想原是出自他個人的東西，并非是曆史使然，但他卻有将曆史事實與眼下發生的事件巧妙地結合起來、恰到好處地煽動仇恨情緒的天才。他的話常被表示贊同的掌聲和笑聲所打斷，聽衆十幾次為他熱烈鼓掌。當他把猶太人視作遊牧民族，專幹“攔路搶劫”的勾當時，聽衆的反應尤其狂熱。
與精心策劃的譴責相比，希特勒早年對猶太人的攻擊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首次公開攻擊說，猶太陰謀具有國際性，他們所主張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國際團結，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氣的陰謀。先前，他稱猶太人為卑鄙、不道德的寄生蟲；今天呢，在他的口中，猶太人成了破壞者、強盜和企圖“破壞所有民族”的害人蟲。希特勒号召全面頑強奮戰，東西方的猶太人，不管是好是壞，也不管是貧是富，統統都一樣，毫無區别，因為這是反對猶太種族的戰鬥。“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戰鬥口号應該是“全世界反猶的人們聯合起來！”“歐洲人民求解放！”總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徹底解決”。這點他雖提得模糊，但很兇惡：“把猶太人從我們人民中間清除出去！”在反猶道路上，希特勒早已邁出了一大步。當年早些時候，《慕尼黑郵報》對希特勒模仿并嘲笑猶太人一事覺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個喜劇演員，他的演說像雜耍。”而這次的演說使這家報紙清醒一些了，它承認了希特勒在講壇上的魔力。“你們必須相信，如果說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動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遠不隻是個搗亂者，也不隻是對種族主義者發出号召。對他之采取積極行動反猶的号召感興趣的，還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國為最終目标的人——受人尊敬的中産階級的中年市民們。早在1913年，這些人對“泛德團”總裁漢利希·克拉斯所講的一席話就深信不疑。“猶太民族是一切危險之源。猶太人與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聲言，會有人起來領導他們反猶的，“我們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會來的。要堅持，好好工作，團結起來！”
希特勒這一時期的演講提綱表明，他是何等畏懼猶太人。“嗜血成性的猶太人！斬斷人民的精神領導。俄國的停屍場。”“猶太人作為獨裁者與今日之德國、民主與獨裁之戰鬥——不，是猶太人與日耳曼人之戰。這有誰明白？”“通過股票市場和投機産生的和平（通貨膨脹）時期之饑餓，對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誰得利？猶太人……為大規模瘋狂所做的滅絕種族之準備可由大規模之需要——饑餓——加以證明。饑餓曆來就是武器。饑餓為猶太人服務。”“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猶太人——之獨裁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