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這一時期的演講提綱表明，他是何等畏懼猶太人。“嗜血成性的猶太人！斬斷人民的精神領導。俄國的停屍場。”“猶太人作為獨裁者與今日之德國、民主與獨裁之戰鬥——不，是猶太人與日耳曼人之戰。這有誰明白？”“通過股票市場和投機産生的和平（通貨膨脹）時期之饑餓，對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誰得利？猶太人……為大規模瘋狂所做的滅絕種族之準備可由大規模之需要——饑餓——加以證明。饑餓曆來就是武器。饑餓為猶太人服務。”“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猶太人——之獨裁投降。”
從這些引語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懼與仇恨正在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哲學。與此同時，他尚處于朦胧狀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對聽衆說：“我們的手腳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喪失了抵抗能力，我們也不懼怕與法國交戰。”此外，他還考慮了與外國結盟問題。不久他宣稱：“對我們說來，敵人端坐在萊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處。”還有，他首次公開攻擊了猶太人的國際主義——這也許是受羅森堡和《議定書》的啟發的結果。他把猶太人與國際主義等量齊觀，選擇意大利為盟國以反對法國；這些雖是初步的概念，但卻也表明，他正為制定一個既合乎邏輯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嘔心瀝血。他從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帶來的是前線戰士固有的信念與偏見；從一系列給人們帶來創傷的紅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與偏見。現在呢，他終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統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從他在維也納的苦難歲月中掙紮時就時隐時現的、對猶太人的仇恨，卻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實際政治領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幾乎是赤手空拳，他就擴大了黨的基礎——這個黨現在已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命名。他希望，這個名字将給人們以鼓舞和激勵，吓倒膽小鬼，吸引那些願為自己的夢想而流血的人。
出于同樣的精神，希特勒堅持自己的黨旗要能與共産黨鮮紅的旗幟并駕齊驅。“我們所需要的旗幟要紅得超過他們。”德萊克斯勒回憶說，要超過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後，有個來自斯坦伯格的牙醫交來一面旗幟，是當地黨建立時使用過的一個卍字，背景是黑、白、紅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為“包羅萬象”——長期以來就是條頓武士的标記，蘭斯·馮·萊本弗爾斯使用過，“圖裡會”使用過，“自由兵團”許多單位也使用過。多少世紀以來，它不但代表歐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輪或生命之始末。此後，也許是永遠，卍字将得到某種罪惡的含義。
卡普起義，以及德國中部共産政權之被消滅，使社會主義事業搖搖欲墜。埃爾伯特及其“社會主義多數派”，由于采取機會主義的立場，利用“自由兵團”的部隊去反對普爾區的工人，使他們與左翼“獨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鴻溝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為親共和反共兩派，兩派旗鼓相當——在哈勒集會5天，目的在于決定“獨立社會主義黨”未來之發展方向以及該黨與第三國際的關系。大會的發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國際的領導人、來自莫斯科的格利戈裡·季諾維也夫。蘇維埃派他前來的目的，是要把人數幾乎達90萬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推向極左。在長達數小時的發言中，他講的“是有點結結巴巴的德語，其結果卻提高了他的講話效果”。他的演講，博得親共分子的熱烈掌聲。
接着，左右兩翼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有些觀察家覺得，後者的論據比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卻又令人興奮，無法抗拒。會上，237票贊成加入按列甯的條件組成的第三國際。投票反對的有156人，投票後，他們集體退場。未退場者，大多數變成了共産主義分子。
有個代表帶着驚詫和覺醒離開了哈勒。此人名叫奧托·斯特拉塞。在聽季諾維也夫演講時，他越聽越煩，越聽越擔心。他說，“聽來像是新的救世論”，由莫斯科統治德國。斯特拉塞及其一個兄長格裡戈爾曾長期抱有社會主義夢想，兩人均準備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國左右的改革。他們所追求的是德國式的社會主義。這點，奧托覺得，隻有在革命的“獨立社會主義黨”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會後，奧托成了無黨派人士。他心煩意亂，決定前往蘭舒特與其兄長磋商。格裡戈爾組織了一支“自由兵團”式的私家軍，擁有步兵、炮隊和一個機槍連。格裡戈爾承認，沒有什麼比俄國人更危險，但又沒有哪個政黨能成功地反對他們。“光說一點用也沒有，”他說，“隻有行動。”關于這個問題，馬上有兩個重要的客人前來讨論。
據奧托·斯特拉塞說，次日上午，一輛大轎車在他哥哥的藥店前停了下來。車内出來兩個男人。奧托認出了第一個，是所有民族主義者心目中的英雄魯登道夫。在他身後不遠處，有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他留着一把又粗又短的胡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藍外衣，“像營長的通信員”。此人就是希特勒。“我們必須把所有民族主義的團體團結起來”，魯登道夫将軍宣稱。政治訓練嘛，由希特勒先生負責。魯登道夫本人則接管這些民族主義組織的軍權。他要格裡戈爾本人及其突擊隊“服從我的指揮，并加入希特勒先生的黨”。
希特勒答應讓格裡戈爾擔任全國第一個區黨部領導人，并将下巴伐利亞交給他，奧托對希特勒卻不以為然。他插嘴問道，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是什麼？“問題不在于綱領”，希特勒說，唯一的問題是權力。奧托對此反駁說，權力不過是實現綱領的手段罷了。“這些都是知識分子的意見，”希特勒簡略答道，“我們需要權力！”很明顯，希特勒并不喜歡奧托，片刻後便指責他與赤色分子同流，反對卡普政權。
奧托立即予以反駁。自稱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人，怎麼能支持像卡普那樣的反動分子？他解釋說，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曾在柏林奮鬥，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對蘇維埃統治一樣。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魯登道夫插話了。“民族主義反對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産主義政治，”他說，“也不可能是資本主義政治。”他這一席驚人話語頓時使原本沉悶的會場氛圍為之一新，會晤也就在友好中結束——但格裡戈爾未作肯定的答複，他要思考一番。當晚，格裡戈爾對弟弟說，他已下定決心與魯登道夫和希特勒會師，即使他對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軍會恰到好處地安排他的，”他說，“在這方面，我信任魯登道夫。”
希特勒拒絕向奧托·斯特拉塞透露黨綱，其原因不在于他難以啟齒，而是因為他太頑固，不願與曾反對過卡普的“賣國賊”讨論這一問題。還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裡戈爾和他的部隊。在分别時，他感到，這兩者最終肯定會加入他的陣線。格裡戈爾·斯特拉塞與他同屬一種人，都是上過前線的下級軍官；與他一樣，也曾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很明顯，他也是個有信念的人；是個熾烈的民族主義者，既反對馬克思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且認識到，猶太人是這兩者的“脊骨和大腦”。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國工人黨以來，争取格裡戈爾·斯特拉塞不過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項業績而已。不到一年時間，他不但改變了黨的性質，而且還将黨員人數提高到近3000人。他把所有時間都奉獻給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他到處遊說，使他本人和黨均相當出名。他曾作為主講人出席過約80次群衆集會，在卡普起義期間曾與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國家社會主義者薩爾茨堡大會上講過話。
講壇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沖昏希特勒的頭腦。其實，他常在自己室内踱來踱去，不斷向他的警衛烏爾裡希·格拉夫（原是個屠夫）抱怨自己無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訴他們。能演講就好了！能演講就好了！”他常常這樣高喊。由于對自己的演講方法和群衆大會的掌握方法均不滿意，他便頑強地對這兩者實行改革。為此，他參加過對手的群衆集會，并發現對方的主講人在演講時，“其風格有如妙語連珠的報刊文章，又有如科學論文，沒有激烈的言辭，還不時有些小笑話”。這種冗長的集會使他懂得了該忌諱的是什麼。他把自己的演講搞得既生動活潑又具有鼓動力，氣氛也因實事求是而親切，常有免費的啤酒、香腸之類供與會者享用；有時，若黨的經費許可，還有手風琴演奏和民歌助興。然後，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樂聲中和舞動的卍字旗群中出場。通常，他開講時總是心平氣和。然後，如同一個演員一樣，他善于覺察聽衆的感情，按聽衆的需要調整演講方法與内容，使會議達到高潮，使聽衆情緒失控。
群衆集會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滿足，他需要一個更廣闊的論壇——一份自己的報紙。原來那份《人民觀察家報》由于诽謗言論太多，早已處于破産邊緣。這份報紙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機也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時機。12月17日清晨兩點鐘，希特勒突然闖到埃卡特的住處，激動萬分地宣稱，觀察家報社由于債務過多，必須将《人民觀察家報》賣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險”。有個分裂主義者企圖将它買來作為宣傳自己的綱領的論壇。黨必須将它買過來。出價是便宜的——僅18萬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錢的朋友中湊足這筆錢款。
次日上午8時，德萊克斯勒出現在埃卡特的門前。對一個具有後者生活習慣的人來說，這是個有苦也難言的時刻。“起初，”德萊克斯勒回憶說，“他發了一通脾氣。後來，我們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時分，他們已從馮·埃普将軍處（埃普的“自由兵團”各部曾于1919年協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蘇維埃政權）募得6萬馬克，從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猶的醫生在内）募得3萬馬克，德萊克斯勒本人承擔了該報10萬多馬克的債務。當日下午4時，購買《人民觀察家報》之登記手續便辦理妥當。到此時，希特勒及其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主要是靠了一個行為古怪的作家和一個工具制造者的幫助——已為下一步的躍進做好了準備。
一個月後，即1921年1月22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在慕尼黑召開了第一屆年會。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在巴伐利亞的右派政治力量間，工人黨已發展為一股具有相當實力的勢力。這主要是因為希特勒具有磁鐵一般引人的個性和迷人的魅力。還有，希特勒之演講才能，把原來的組織從清談引向行動。大多數黨的創始人，包括德萊克斯勒在内，對這一轉變都備感關切。他們雖然感激希特勒為毫無生氣的黨帶來了活力，但又覺得這是否值得。在極短的時間内，羅姆、斯特拉塞兄弟、羅森堡他們帶來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預兆。希特勒的許多私交和同人，對這些老兵都非常反感，他們覺得，他的波希米亞同僚太多了。還有，哪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會與銀行家、企業家以及像貝希斯坦那樣的社會主義者保持如此親密的關系？
表面看來，第一屆年會似乎是希特勒發動叛亂，公開奪權。權力對他而言唾手可得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隻有411名代表響應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關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來越大的分歧，普通黨員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會似乎仍很團結，但知情人卻明白，大會在明争暗鬥。于是，大家便齊心協力，準備12天後讓希特勒在濟爾庫斯-克羅納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難熬。在德國全境，搶糧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國最高軍事委員會”向德國索取巨額戰争賠款更加劇了社會混亂，處于破産邊緣的德國，需支付1340萬金馬克的戰争賠款。許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餓着肚子。據說，年工資額僅夠工人糊口，連中産階級也得過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憤，各主要政黨均在考慮是否在科尼希廣場舉行聯合抗議示威。這一行動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們分裂，後來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做出最終決定。行動委員會因組織不充分，答複他們“拟”在一周内舉行大會。“聽到這點，我已忍無可忍，決定獨自舉行抗議示威大會。”當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馬戲院訂好了次日晚上的大會場地——馬戲院經理是黨員，據說，他向希特勒收費低廉，甚至免費——之後便口述了一份華而不實的海報内容。許多忠實的黨員都為之作嘔。馬戲院可容納觀衆6000名，由于時間緊迫，不可能有更多聽衆前來。
海報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張貼出去。當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為之發愁，匆匆口述了傳單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們坐上兩輛租來的卡車，張燈結彩，打着卍字旗，在城裡遊蕩。每輛車上有十多個黨員，他們一邊喊口号，一邊撒傳單。在慕尼黑街頭出現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宣傳彩車，這還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區，他們受到的“歡迎”是舉起的拳頭和憤怒的喊聲。
7時左右，希特勒收到了從皇冠馬戲院打來的、令人沮喪的電話：大廳裡聽衆寥寥無幾。10分鐘後，情況稍好；至晚上7時45分，廳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滿，票房門口還排着一條長龍。希特勒進入演講大廳時，與一年前的霍夫布勞斯一樣，他“滿心歡喜”。“大廳裡擠滿了成千上萬的人。它像一顆巨型炸彈，橫卧在我跟前。”整個馬戲院都黑壓壓地擠滿了人。
“前途或毀滅”——這是他演講的主題。他滿心歡喜，堅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開講半小時後，他已與聽衆溝通，知道聽衆是屬于他的。“自動爆發的掌聲”開始打斷他的演講。之後，會場一起沉寂，極為莊嚴。“在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聽到的，莫過于呼吸聲。最後一句話一完，場内立刻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人們用最大的熱情高唱《德意志土地》，大會就在合唱的歌聲中結束。”使人們的感情像洪水般傾瀉出來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講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鐘，目送着人們退場。之後，他興高彩烈地出門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馬戲院的表演，在慕尼黑報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贊揚。辱罵和褒獎同樣令他高興。他覺得他遭受反對和猛烈攻擊的情況也表明，他已觸動了人們的内心。盡管騷亂由他而起，希特勒卻成了頗受尊敬的民族主義勢力的寵兒。民族主義者當時正把慕尼黑變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長及其下屬即政治處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時，人們紛紛向警方投訴說，當警方未能預先下手時，黨破壞了和平，要求保護納粹，等等。這兩名官員盡力将這些暴怒壓了下去。“我們明白，這個運動，即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不該被鎮壓的。”3年後當希特勒受審時，他們出庭作了證。“我們确實那樣做了。我們有意克制自己，因為我們在黨内看到了德國再生的種子。我們一開始便堅信，這個運動最有可能在深受馬克思主義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們争取到民族主義的營壘中來。我們保護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護激進右派勢力的還不止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軍人，以及法官、警官、國家和地方官員，對卷入暴力的民族主義者也表現得相當公正。從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發生在德國的376宗政治謀殺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監禁達15年之久，而右派卻隻監禁14個月。10名左派分子被處死刑，右派卻一個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