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亞政府也多少給了他一些官方承認。希特勒和其他黨的領導人受到了右派總理古斯塔夫·裡特·馮·卡爾的接見。這位總理緻力于維持巴伐利亞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瑪政權的侵犯。巴伐利亞仍保持許多自治權（例如，它有自己的郵政系統）并繼續抵制愚昧的北方佬發來的任何指示。在這件事上，希特勒與卡爾找到了共同的基礎。雖然卡爾在許多問題上與這個“狂暴的奧地利人”有分歧，但他感到在自己與魏瑪的鬥争中，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這個領導人是有用的宣傳工具。
卡爾的友好接待使公衆注意到，希特勒現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勢力。希特勒是歡迎的，因為他與“老頭子”的分歧現正向白熱化發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頗強和群衆對他們的興趣頗濃，他已變成了知名人物。這情況表明，他不但改變了黨原來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奪取黨權。因此，他的政敵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機（他拟在該處加強與保守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和右翼激進分子的聯系），與奧格斯堡的一群社會主義者結盟。這似乎并無害處，但希特勒意識到，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響。他急忙趕回慕尼黑，乘其不備，發動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黨。3天後，他将退黨原因以最後通牒的形式提交給全體黨員。他提出，除非他出任黨的主席并被授予獨裁的權力，否則不再返回黨内。“我之所以提出這些要求，”他說，“不是因為我對權力如饑似渴，而是因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沒有鐵一般強硬的領導……黨便會在短期内失去其原來的性質：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工人黨，不是西方的某個協會。”這是希特勒從戰争中帶回的思想——領導原則，對指揮官絕對服從——首次明确出現。
希特勒讓行動委員會在18天内采取行動。德萊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絕妥協。由于當時黨内又在散發一本匿名的小冊子，形勢便更加嚴重了。這本小冊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實與幻想混為一談的捏造，旨在中傷。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稱自己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費了大筆金錢，是猶太人花錢雇用來的之類——都太荒唐可笑，連作者本人也不會相信。
18天的期限過去了，德萊克斯勒和委員會仍繼續拒絕行動。看來，希特勒的訛詐是要失敗了，但是，在最後一次的秘密會議上，埃卡特勸說德萊克斯勒妥協奏效。德萊克斯勒繼而說服了其他執行委員，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們仍可組成一個小組。于是，他們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應賦予他所要求的獨裁權，并用華麗的辭藻，請他出任黨的主席，以表彰“您之異乎尋常的學識，您為本黨之成長做出的不平凡犧牲和光榮的貢獻，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辯口才”。
為讓希特勒正式就任黨的主席，行動委員會決定于7月29日召開一次特别大會。大會由一名叫赫爾曼·埃塞的巴伐利亞人主持。盡管希特勒比較年輕，但埃塞還是成了元首的心腹顧問之一。埃塞喜歡與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稱，希特勒稱他是一條“必須拴鍊的獵犬”。會上，他将希特勒介紹給聽衆。接着，希特勒便宣稱，為使本黨不緻蛻變為茶館，他曾反複進行鬥争。“我們并不希望與其他組織聯合，”他說，“我們堅持讓他們合并起來，這樣才能保持領導權。誰不接受，可以走。”這話是針對奧格斯堡小組和其他城外人說的。“我們的運動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進行下去。”在結束講話時，他再度重申與德萊克斯勒的友誼，并說，他準備就任黨的主席。投票結果是：543票贊成，1票反對。
希特勒及其武裝的波西米亞人掌握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絕對權力後，德國工人黨的所有傳統全被抛進大海，因為黨的精英完全同意，在舊的基礎上是無法建立新秩序的。黨内不允許再出現議會式的辯論和民主的秩序。此後，他們将恪守絕對服從原則。
與此同時，希特勒用不顯示權力的辦法，極力撫慰“老頭子”。他未頒發總令，也未加強紀律。相反，他于當年夏天在慕尼黑忙着加強黨内的支持力量，并悄悄地将原用來維持政治大會秩序的那個招之即來且手段兇狠的小組，擴充為一支組織嚴謹、身穿制服的編外部隊。這支編外部隊于8月初建立，名曰“體操運動師”。據黨内一份公告稱，建立該師的目的“是要将青年黨員納入一強大的組織，利用他們作為進攻力量，供黨指揮”。兩個月後，它獲得了一個較能說明問題的名字：沖鋒隊。就希特勒而言，沖鋒隊不外乎是維持秩序的一種政治工具。同時，由于他們身穿制服在街上巡邏，可在熱愛糾察的市民面前，炫耀一番。但是，沖鋒隊隊長羅姆卻将它看作是一支真正的武裝力量，是自己的私家軍。沖鋒隊的核心是“自由兵團”各部，他們對早期的戰歌也略作修改：
頭戴卍字盔，
臂戴黑白紅袖章，
希特勒沖鋒隊，
我們的名字多響亮！
由于建立了一支私家軍，黨這個工具又完全受他控制，希特勒便準備将黨引上一條新的、更加“革命”的道路。在之後數月内，他調唆起一系列的公開挑釁事件。這次騷動開始時，從表面上看，所有行動都是無意的：街上某猶太人受襲擊，不滿地揮舞旗幟，散發小冊子，還有一些小的争吵，等等。然而，繼這些小小的擾亂治安行為後，1921年9月14日卻發生了一件大事，事情發生在“巴伐利亞團”在羅文布勞酒店召開的會議上。“巴伐利亞團”是個聯邦主義者的組織，它接受魏瑪政府的社會綱領，卻反對其集權主義。正當該團的領導人，被希特勒看成是其“最危險的反對派”的工程師巴勒斯特開始演講時，希特勒大踏步進場。在此之前，大批便衣沖鋒隊員已被安插在前排聽衆中。見希特勒進來，他們全體起立，高聲喊叫，為他助威。數以百計的安插在聽衆中的黨的追随者也加入了助威的行列。赫爾曼·埃塞登上一把椅子，大聲呼喊說，巴伐利亞目前之落後狀态完全是猶太人造成的。此話一出，聽衆便同聲高喊，要求巴勒斯特“将發言權讓給”希特勒。為了防止争吵，有人關上了電燈，結果卻是混亂。燈火重新亮後，沖鋒隊湧上講台，将巴勒斯特團團圍住，将他痛打一頓，并抛進聽衆席裡。
在警方調查此次擾亂事件時，希特勒毫無悔改之意。“沒有什麼，”他頑固地說，“我們達到了目的。巴勒斯特沒有講話。”事情并未就此結束。希特勒與埃塞二人得到通知，他們将因擾亂治安而受到審判。對他倆審判所激發的卻是暴力。11月4日，當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勞斯酒館演講時，暴力事件爆發了。晚7時45分，希特勒進場時，大廳裡擠滿了800多人。婦女們被通知坐在前排，盡量遠離太平門。這番警告并未把馬格達蓮娜·施威耶太太吓走。她是希特勒住所對面一家蔬菜水果店的老闆娘，也是希特勒的忠實追随者。“我十分激動，并不真正害怕。麻煩就在眼前，這是明顯不過的。廳内多數人都是赤色分子。”事實上，來自馬非工廠、伊薩利亞儀表廠和其他工廠的懷着敵意的工人，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另外，黨也不再享受巴伐利亞政府的暗中保護，因為總理馮·卡爾已被迫辭職，讓位給了更溫和的溫和派。
希特勒發現，社會民主黨人比他來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門關閉。他對沖鋒隊員們（約有50人）說，他們效忠運動的機會到了，“除非死後被擡出去，否則，我們誰都不準離開大廳”。他們的理論是，進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發現暴力的迹象，就立刻襲擊。“回答是三聲‘萬歲！’一聲比一聲粗。”希特勒這段帶浪漫色彩的叙述，在他的追随者的回憶中也得到反映。如同希特勒毫無疑問是這樣看待自己一樣，他的追随者們也是這樣看待他的：必須靠戰壕裡出來、具有鋼鐵般意志的戰士，才能為祖國恢複榮譽和光榮。
正當希特勒朝講台走去時，工人們高聲喊叫，以示威脅。希特勒置之不理，繼續前行。此時，赫爾曼·埃塞已站在前邊的一個講台上，叫大家安靜，準備開會。他跳下台，希特勒登台開講。開始時，會場上傳來“呸”聲，但是，即使前來譏笑的人們也不得不洗耳恭聽。這樣，他便在不受幹擾的情況下，講了半個多小時。不過，他的對手們正在等待時機下手——他們把不計其數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當武器。猛然間，某人打斷了他的演講，希特勒大聲反駁。大廳内，憤怒的喊聲此起彼伏。有個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有個啤酒瓶朝希特勒腦袋飛去，接着又有七八個飛将過來。“蹲下！”前排的小夥子們朝婦女們喊道。施威耶太太應聲蹲下。“除了怪叫聲，啤酒瓶的乒乓聲，扭打聲，被推翻的橡木桌椅聲和木椅的折斷聲，你什麼也聽不見。廳内，他們大打出手。”出于好奇，她擡頭一望，隻見希特勒仍站立不動，盡管啤酒瓶在他周圍四散亂飛。數量上處于劣勢的沖鋒隊員們大顯身手，兇狠扭打，不到半小時，敵人全被趕下了樓。看上去，廳内好像剛挨過炸彈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處都是啤酒瓶。在嘈雜聲中終于傳來了赫爾曼·埃塞的聲音：“繼續開會。請發言人繼續演講！”
希特勒繼續演講時，他的沖鋒隊員們有的在包紮傷口，有的被擡了出去。希特勒講畢，掌聲四起。就在這時，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進來，大聲喊道：“散會！散會！”
霍夫布勞斯的争吵向希特勒證明，隻有不懼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勝利使希特勒及其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威震四方。但是，随着黨員人數的增加，誠實善良的市民們便要求結束這些不文明的行為。巴伐利亞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實抓住希特勒挑釁的把柄。新政府發給希特勒一張攜帶手槍的許可證，以示公平較量。
炫耀武力是全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和民衆對他表示不滿的先兆。那年早些時候，德國拒絕了盟國增加戰争賠款的要求，法軍和比利時軍占領了杜伊斯堡和杜塞爾多夫，以示制裁。兩個月後，盟國發出最後通牒，要德國每年支付20億馬克，連同德國出口總額的25%作為賠款。通牒還同時威脅說，若不答應，他們便将魯爾區全部占領。
溫和而保守的内閣決意不從，但此時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黨”卻屈從于盟國的要求。這個投降行動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樣的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發動了一系列暴力行動，包括暗殺“中央黨”的領袖、簽署停戰條約的“罪犯”馬西阿斯·埃爾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維護法律與秩序的德國人，許多都把殺人兇手當作英雄來緻敬。
1921年底，“國聯”宣布波蘭将收回上西裡西亞（五分之四的礦山和重工業均在該處）。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義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來臨和馬克貶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困難，都加劇了德國人的不滿情緒。1922年的複活節，外交大臣霍爾德·拉德諾突然轉向東方，在拉巴洛與蘇聯簽訂了條約。這又使暴力的氣氛加劇。反布爾什維克的希特勒之流，由于不懂得這一聯盟對他們振興帝國的事業所帶來的好處，對此舉憤怒萬分。德國從政治孤立中振興，對西方盟國是個嚴重打擊。對此，他們硬是視而不見。
俄國同意與德國恢複外交關系，放棄彼此向對方提出的賠款要求，并恢複貿易。如事先未與對方商量，一方不得與第三方簽訂會影響對方的經濟協定。俄國需要現代技術；德國則決心違背《凡爾賽和約》限制軍事力量的條款而又不引起設立在其領土上的國際限制委員會的懷疑。列甯早已要求德國協助蘇聯改組紅軍，而國防軍的領導人漢斯·馮·塞克特将軍也巴不得同意。于是，兩國的軍方便加緊聯系，來往密切。小小的德國軍隊開始訓練紅軍，還從中學到了使用特種武器的知識。
這種合作的範圍多廣，影響又有多大，批評拉德諾的人是無法計算出來的。盡管他與蘇聯簽訂的條約給德國的重新武裝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他自己卻被要求德國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的德國人說成是個赤色分子，原因是他與蘇維埃勾結。這是在給他臉上抹黑。事實上，由于他決心遵守在《凡爾賽和約》中許下的大得可怕的經濟諾言，他早已成了對西方奴顔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個有錢的猶太人，納粹又攻擊他暗中為猶太人統治世界出謀劃策。6月4日，這位天才的愛國者被兩名“自由兵團”前成員用強盜式的辦法暗殺。
同一天，巴伐利亞最可怕的行動分子交上了厄運，被捕入獄。希特勒對其追随者說：“約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這樣将一個人拖赴刑場。”話剛說完，他就被抛進斯達德廉監獄，罪名是煽動暴亂。獄卒領他進了一間帶洗手間的牢房，“友善地”指出，這間房子曾有許多名人住過，例如巴伐利亞著名戲劇家路德維希·托馬，革命家庫爾特·埃斯納。拉德諾被害的消息并不使希特勒特别高興。這種孤立的報複行動，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動卻給他上了一堂安全課。此後，他的車後裝上了探照燈，使任何跟蹤車輛的司機“睜不開眼”。
由于此次暗殺，魏瑪政府倉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國保護法》。這是一部嚴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進右派的恐怖主義。它遭到了巴伐利亞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分子的強烈反對。就在吵得不可開交時，希特勒從斯達德廉出獄。在與狂暴的政治舞台的隔絕期間，他不得不重新檢讨其沸騰的思想。在約五星期的監獄生活中，除看書和思考外，别無他事。這使他得以将他對猶太人的憎恨和恐懼變成比較系統、目的性比較明确的理論。一出獄，他便不失時機地參與攻擊《共和國保護法》。出獄當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鋒利的演講，題目叫“自由國家還是奴役”。表面上，這是針對新法的，實際上卻是對猶太人及其獨霸世界陰謀的痛斥。對猶太人為什麼及如何取得了這樣的權力，他使用的材料從未如此豐富，效果從未如此強烈，也從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釋過。
在布爾格布勞酒店，他對聽得津津有味的聽衆說，在民族主義和民間力量的理想與國際猶太主義的理想間，一場激烈的鬥争正在全歐洲猛烈展開。社會民主和共産主義的奠基者就是猶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運動的還是猶太人。說到這裡，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猶太人，做了一個聳肩的姿勢，博得了一陣會心的掌聲。他繼而宣稱，猶太人是破壞者，是強盜，是剝削者。還有，布爾什維克的猶太主義正準備決戰，且懷有兩個偉大的目标：“使國家解除武裝，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裝。”（1922年時的希特勒，其反猶主義之深入與惡毒，在當年他與熟人約瑟夫·赫爾的一次談話中就洩露了出來。赫爾問希特勒，如果他有對付猶太人的全權時，将做些什麼？希特勒頓時失态。“他的視線移開了我，”赫爾回憶道，“他望着某處，說話聲漸漸增大。他全身抽搐，大聲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聽衆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權，我的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消滅猶太人。我一旦掌權，就會大豎特豎絞刑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馬裡安廣場——隻要交通允許，就盡量多豎，将猶太人一個個絞死，把他們吊到發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隻要不妨礙衛生。這群解下來後，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斷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後一個猶太人被消滅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國的猶太人都被洗刷淨盡！’”）為此，猶太人就得把敢于公開抗議的人的嘴堵上。在如此這般地斥責猶太人達一個多小時後，希特勒才轉入正題。“我們知道，今天從柏林傳來的所謂《共和國保護法》，不過是壓制批評、不讓人講話的手段而已。”但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開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結束講話前，希望你們中的年輕人做點事情。這有特别的理由。原來的黨隻是訓練年輕人的口才，我則要訓練他們使用體力。我告訴你們：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運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後的手段後，就會真正找到。如果隻研究哲學，在這樣的時刻一味埋頭于書本，或在家中爐火旁閑坐，他就不是一個德國青年！我号召你們，加入沖鋒隊！”
他警告說，他們的命運将會十分艱難，赢得的東西沒有，失去的卻是一切。“與我們一起戰鬥的人們，得不到什麼桂冠，尤其得不到什麼物質好處，更有可能在牢房裡了卻一生。今天當領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隻是為了領導誰去反對誰，那麼，一切就好像是不謀而合。”他之為理想而犧牲的号召使聽衆欣喜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