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警告說，他們的命運将會十分艱難，赢得的東西沒有，失去的卻是一切。“與我們一起戰鬥的人們，得不到什麼桂冠，尤其得不到什麼物質好處，更有可能在牢房裡了卻一生。今天當領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隻是為了領導誰去反對誰，那麼，一切就好像是不謀而合。”他之為理想而犧牲的号召使聽衆欣喜若狂。
在此後的兩個星期裡，希特勒繼續不斷攻擊新法，到8月16日，他成了科尼希廣場群衆示威集會的明星人物，這次大會原系由“祖國聯合陣線”召開，有慕尼黑各愛國社團參加聯合抗議魏瑪政府的新法令的大會。在希特勒一群人到會之前，會場比較安靜。突然，遠處傳來了兩個吹奏樂團的動人的樂聲。接着，一隊隊帶卍字臂章的人們列隊正步進場。他們共排成6個縱隊，打着15面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旗幟。不到幾分鐘，廣場上便擠滿了激動的人群，共有1.5萬人之多！
希特勒走上講台時，掌聲并不熱烈。他沉默地站立了片刻。之後，他開始演講。起初，他講得心平氣和，也不怎麼動人。熾烈的民族主義者庫爾特·盧德克（那天他首次看見希特勒）回憶說：“不一會兒，他的聲調提高了，幾乎到了聲嘶力竭的地步。他的聲調使人感情緊縮，具有超凡的效果。”他似乎是另一個狂人——他擺動一雙小手，閃着一雙鋼藍色的眼睛，似在威脅恐吓，又似在懇求。盧德克不知不覺便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如癡如醉，似乎中了催眠術。猛然間，希特勒這個“狂人”，在他眼中成了一位愛國英雄，成了另一位路德。“他在德國男人身上産生的魅力，像是讓他們拿起武器的号召，像是他賴以宣傳神聖真理的福音。”希特勒又得到了一個不加挑剔的皈依者。
當晚，盧德克又聽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講，這次是在濟爾卡斯-克羅納。演講結束後，盧德克經介紹與希特勒相見——希特勒頭發蓬亂，滿頭大汗。肩上披着一種戰壕裡使用過的又破又髒的大衣。然而，盧德克所看到的，卻是一個有性格、有勇氣的人物。次日，盧德克便“毫無保留地”帶着他的事業投奔了希特勒。他們暢談了四個多小時，然後，莊嚴地握手。“我連靈魂都給了他。”
關于《共和國保護法》的辯論，以及魏瑪和巴伐利亞之間不斷加深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變的計劃。政變的策動者是慕尼黑一個不知名的保健官員奧托·彼庭格醫生。他計劃依靠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其他民族主義組織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亞政府，代之以前總理馮·卡爾的獨裁政權。
于是，庫爾特·盧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區向可能合作的密謀者傳達最後的指示。他越過北德，以“德國的保羅·裡維爾的面目出現”，把民族主義者們從床上揪起來——後來得悉，巴伐利亞并未發生任何情況。他乘火車返回慕尼黑——1922年9月底——立刻驅車趕到彼庭格的總部，剛好遇上這個醫生。“這就叫政變嗎？”盧德克指責說。但是，“戴着眼鏡，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對他置之不理，坐上“麥塞蒂斯”牌轎車，到阿爾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義銷聲匿迹了。隻有社會主義工人黨準備繼續前進，而他們的領袖卻又被迫躲藏起來。
盧德克在一間破閣樓裡找到了希特勒，與他做伴的是一條巨犬和衛兵格拉夫。“我已做好了準備——我的人也做好了準備！”他怒氣沖沖地對盧德克說，“從此以後，我要獨自行事了。”即使無人跟随，他單槍匹馬也要自己幹了。“再不要什麼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麼祖國社會了。一個黨，隻有一個黨。這些君子先生，這些公爵爺和将軍——他們什麼也幹不了。我幹，我一個人幹！”
那年早些時候，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寫一本名為《第三帝國》的書）承認：“你有的一切我都沒有。你為德國的複興創造精神食糧，我不過是個鼓手、一個召集人而已。讓我們合作吧。”摩勒拟議中的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自治國，因而拒絕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對一同事說：“那家夥永遠也掌握不了它。我甯願自殺也不願看見他在辦公室裡。”
從彼庭格丢臉的起義中得到的教訓使希特勒堅信，他必須作為元首自行其是。這個想法使盧德克非常興奮，并建議黨采用墨索裡尼的技巧——墨索裡尼正力圖使自己成為意大利的領袖。他的法西斯運動是民族主義的，也是社會主義的和反布爾什維克的；他的黑衫黨新近還占領了拉維納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盧德克毛遂自薦，願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裡尼是否能成為有價值的盟友。
在米蘭，墨索裡尼隆重地接待了盧德克，即使他從未聽說過希特勒其人。關于《凡爾賽和約》和國際金融問題，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對付猶太人的措施上，他卻支支吾吾。盧德克印象最深的是，當墨索裡尼被問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會動武時，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們将成為國家，”他的口氣強硬，似乎他是君主，“因為這是我們的意志。”
盧德克熱情地向希特勒做了彙報。他說，墨索裡尼有可能在幾個月内奪取意大利。他還證實，法西斯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熾烈的民族主義，都是反馬克思主義和反議會主義的，兩者都是為建立一個嶄新的秩序而獻身的。另外，兩個領袖也很相似，兩人都來自人民，都是久經沙場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興趣的是墨索裡尼拟使用暴力奪取政權。盧德克回憶說：“當他聽到黑衫黨開進并占領被布爾什維克化的城市，當地守軍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還寬宏大量安排黑衫黨住宿時，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證明了靠膽略能取得多大的勝利！
在墨索裡尼的成功的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亞全境給他的支持越來越大，希特勒便決心于當年秋天顯示其武力。他選擇了上巴伐利亞一個叫科堡的小城為起義地點，該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約160英裡處。那天，當地的幾家民間協會組織活動，慶祝“德國日”，主賓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人。兩人均系公開的民族主義者，公爵夫人還是已故沙皇的一個親戚。
他們邀請希特勒前來參加，并帶“若幹随從”。出發前他廣義地解釋了這一邀請，于1922年10月14日（星期六）上午，率領近600名沖鋒隊員（許多人是自費）前往，沖鋒隊員每人帶了兩天的幹糧，像過節似的，踏着由42人演奏的吹打樂的節拍，列隊登上火車，離開了慕尼黑。
這群人說說笑笑，像是出發旅行，連希特勒的車廂内也充滿了節日的氣氛。與他一起的共有7人，都是他内層的知交和左右手：一個前軍士（梅克思·阿曼），一個摔跤手（格拉夫），一個馬販兼酒吧間保镖（克裡斯汀·韋伯），一個前共産黨人兼小冊子作者（埃塞），一個建築師（羅森堡），一個作家（埃卡特）和一個自封的老世故（盧德克）。盧德克最感興趣的有兩人：一是熱情奔放的埃卡特，“此人之傑出才能與常識，令他人黯然失色”；另一個是羅森堡這個“冰塊”！此人一直目光遲鈍地看着他，好像他不在場似的。
列車在紐倫堡停車半小時，以便讓更多的随從上車。樂隊再次奏樂，車上的人又叫又喊，還向窗外揮舞卍字旗。好奇的路人都前來圍觀，想看看是什麼馬戲團。停在旁邊的另一輛列車内的猶太人，忙向卍字旗做鬼臉。後來将成為希特勒的司機的尤利烏斯·施列克“跳進猶太人群，四面厮殺”，這場熱鬧才得以告終。
列車開進科堡車站時，沖鋒隊人數已達800人。希特勒臉色嚴峻，走下火車，他之所以要把科堡選為戰場，是因為這裡社會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人數甚衆，他要效法墨索裡尼将他們從營壘中趕走。才當了兩年巴伐利亞人的科堡人民，見這群人吹吹打打，還打着紅旗，跟着希特勒走上講台，都大吃一驚。樂隊奏起進行曲，沖鋒隊操起正步，開進城裡。走在最前面的是8名隻穿短皮褲衩的巴伐利亞粗漢，他們身背鐵鍁手杖，接着是打紅旗和黑旗的隊伍。希特勒和7名随從步行在旗隊後邊。最後是那800人的隊伍，他們或持橡皮棍，或持大刀。其中有些人身穿褪了色、打了補丁的灰軍裝，有的則穿着最好的衣裳，唯一共同的标志是左臂戴着卍字袖章。希特勒本人與衆人無太大不同，隻不過他穿的是軍大衣，紮着皮帶，頭戴垂邊帽，腳穿惹人發笑的牛犢皮高筒靴。
一群工人從兩旁擁過來，嘴中高喊：“殺人狂！強盜！江洋大盜！罪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徒們對此置之不理，依舊操着正步。當地的警察将隊伍引至市中心的霍夫布勞斯酒館，然後将大門鎖上，但希特勒卻堅持讓他的人馬在射擊場住宿。于是，沖鋒隊員們又踏着鼓點，重新穿過敵對的人群，朝市郊走去。這時，鵝卵石如雨點般打來；希特勒把鞭子一揮，沖鋒隊員們立即用橡皮棍朝進攻者沒頭沒腦地打去。人群慌忙後退，隊伍這才繼續前進。他們趾高氣揚，俨然像初戰得勝的部隊。最自豪的是事事考究的盧德克，他覺得自己已被下層百姓接納。“不管衣着好壞，人人皆英勇奮戰。看到這點，他們也就原諒了我的裁縫。”
次日上午，星期天，左派分子舉行群衆示威，“把納粹趕出去”。抗議隊伍預計一萬人，将在廣場上集合，但是，反對派隊伍之大，反而使希特勒破釜沉舟。他決心“一舉永遠鏟除赤色恐怖”，便命令此時人數已達1500左右的沖鋒隊，取道廣場，朝科堡城堡挺進。中午，希特勒率領突擊隊通過廣場，發現場上隻有數百名抗議者。昨天，市民們曾站在人行道上，以沉默為反抗，眼巴巴看着沖鋒隊開了過去；今天，窗台上挂出了數以百計的帝國國旗，路上站立着一排排友好的群衆，向戴着奇怪的标記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徒們歡呼。今天，他們成了英雄，因為他們結束了赤色分子在科堡城市大街小巷的統治。“這是你們的資産階級的典型，”希特勒對行進在他身旁的人說，“危險之際是懦夫，事後是吹牛家。”
科堡向希特勒證明，他和他的沖鋒隊可與墨索裡尼并駕齊驅。在兩個多星期後，墨索裡尼又樹立了另一個榜樣。10月28日，墨索裡尼的黑衫黨開赴了羅馬（他自己則乘火車），奪取了該城。
4天後，與通常一樣，埃塞以希特勒之介紹者的身份在霍夫布勞斯酒館的宴會廳裡宣布：“德國的墨索裡尼名叫希特勒！”
1922—1923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圍集中了各個階級的人士，他們的文化程度與職業也大相徑庭。盡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所有人都與他一樣，贊同民族主義，恐懼馬克思主義。其中有兩個飛行員：赫爾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戰鬥機飛行員，是赫赫有名的“裡希特霍芬飛行團”的最後一名指揮官；另一名是魯道夫·赫斯，此人在戰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團的一名軍官，戰争結束時成了一名飛行員。雖然兩人都出身富裕家庭，都堅信希特勒是德國之前途的答案，但兩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氣上都顯著不同。
戈林為人輕浮，裝腔作勢，性格外向，易與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親曾當過區法官，後被俾斯麥委任為帝國西南非委員。他結婚兩次，有8個孩子。戈林排行倒數第二，是個學者，但他對學術研究毫不在乎，意在從戎為國效勞。通過他的教父的關系，他加入了“普魯士皇家青年軍”，在戰鬥中出了名，在參加了第27次空戰後，獲得了一枚最高軍事獎章“功勳獎章”。停戰後，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與一有夫之婦卡琳·馮·坎佐訂了婚。卡琳的父親出身瑞典的貴族，母親則出身于愛爾蘭一個釀酒家庭。一俟她最後辦妥離婚手續，他倆便立即結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國，以“洗雪凡爾賽的恥辱，洗雪失敗之恥，鏟除通過普魯士心髒的長廊”。他考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曆史和政治學，但更使他感興趣的卻是現實中的政治。為此，他曾拟在經沙場考驗的軍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黨。“我記得，他們曾開會讨論為這些軍官提供膳宿的問題。‘你們這些笨蛋！’我對他們說，‘難道你們認為，一個幹練的軍官會找不到一張床來睡覺嗎？連一個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媽的，眼下還有更緊要的事情呢！’不知誰老着臉皮，我在他頭上給了一下子。當然啰，大家哄堂大笑，會議也就結束了。”他領導革命的企圖也就到此告終。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衆大會上，他才找到一個值得追随的人。這次大會在科尼希廣場召開，目的在于抗議盟國讓德國交出所謂戰犯的要求。各黨派的發言人紛紛上台。後來，群衆在高喊，“希特勒！”事有湊巧，原來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們已在年初結婚），他們偶然聽到他說，他根本不想“給這些馴服的資産階級海盜講話”。那時，希特勒身穿軍大衣，腰間紮着皮帶。他身上的某種東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紐曼自助餐館參加了一次黨的會議。“我在後邊坐着，不敢冒昧。我記得，那次會議有羅森堡。希特勒對為何未作發言作了解釋。他說，那樣不痛不癢地講，哪個法國人也不會失去睡覺的機會的。你必須用刺刀支撐你的威脅。是的，這才是我要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個能使德國富強、能粉碎凡爾賽條約的政黨。‘不錯，’我對自己說，‘這才是适合于我的黨！打倒《凡爾賽和約》！他媽的，這才合我的胃口！’”
在黨的總部，他填了一張入黨申請表。這樣一位戰争英雄竟出現在這樣一個破舊的辦公室裡，肯定引起了轟動。他回憶道，“反正有人告訴我說，希特勒想立刻見我。”風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隻要看上一眼就足夠了。站在他跟前的是這樣一個北歐人：閃閃發光的碧眼，又高又細的身材，粉紅中帶白的皮膚。“他告訴我，正當他要找人來管理沖鋒隊時，我正好去找他。這完全是運氣。”他們同意一個月後再宣布，但戈林卻立即投入了沖鋒隊的訓練工作，且将其作為一個軍事組織進行訓練。“‘軍隊！’我對衆人說，‘這是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