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總部，他填了一張入黨申請表。這樣一位戰争英雄竟出現在這樣一個破舊的辦公室裡，肯定引起了轟動。他回憶道，“反正有人告訴我說，希特勒想立刻見我。”風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隻要看上一眼就足夠了。站在他跟前的是這樣一個北歐人：閃閃發光的碧眼，又高又細的身材，粉紅中帶白的皮膚。“他告訴我，正當他要找人來管理沖鋒隊時，我正好去找他。這完全是運氣。”他們同意一個月後再宣布，但戈林卻立即投入了沖鋒隊的訓練工作，且将其作為一個軍事組織進行訓練。“‘軍隊！’我對衆人說，‘這是軍隊！’”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準，他還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事實上，他的許多朋友都是猶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因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為其意識形态。其他黨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麼也能參加上一個！”他是一個熱衷于行動的人物，被一個熱衷于行動的組織所吸引，也正是當時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與容克軍官和社會各界人士有着寶貴的聯系，又是在遊行時、在會議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時，他也不會在乎正面斥責某些領導人。
若與戈林相比，魯道夫·赫斯就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亞曆山大港，父親是個有錢的批發商和出口商。父親要他從商以繼承家業，但他卻願當個學者。他曾就讀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學校，後在瑞典考進了高級商業學校。戰争迫使他辍學；戰後，他怎麼也不想以商為業。與戈林一樣，他也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曆史學、經濟學和地理政治學。他也覺得被“11月罪犯”出賣，但他并未從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圖裡會”。他參加示威遊行，也在街頭演講（雖然他很害羞）。作為“自由兵團”的一個成員，他曾參與推翻巴伐利亞蘇維埃政權的鬥争。
他也在尋找一位領袖。在大學時期，他的論文《怎樣的人才能領導德國恢複其舊日的光輝？》曾獲獎。他寫道，此人應是獨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遊行和煽動民衆。他必須來自人民，但又與群衆毫無共同之處。與所有偉人一樣，他必須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縮，大是大非總是靠鐵和血來解決的”。為達此目的，他必須準備“踐踏自己的摯友”，“鐵面無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謹慎而機敏地”對待人民和國家，必要時“可用騎兵的馬靴将他們踩在腳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為希特勒的親信和心腹在他身邊待了一年多。與此同時，他還效忠于另一人（其妻為猶太人），卡爾·豪斯霍弗将軍。此人曾在東京任武官3年，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于1911年回國。回國後，他熱衷于亞洲事務，并堅信，國家的存亡有賴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戰争就是他這一理論的證明。德國之所以受包圍，受扼制，最後蒙受戰敗的恥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間。停戰後，他出任慕尼黑大學的地理政治學教授。他告誡學生，救國之途在于自給自足，為此，德國不僅需要自給自足（國民經濟獨立），還需要生存空間。對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體投地，希望能将二人湊在一起。可其中有個障礙：豪斯霍弗太太的父親是個猶太商人。赫斯雖然遵從種族主義的理論，但他又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既對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對教授夫人不懷二心。
赫斯當時風華正茂，既謙虛又不獨斷專行。他雖曾在戰場和街頭英勇奮戰，其獲獎的論文也頗具血腥味，但他遠不是個嗜血成性者。他愛書本與音樂甚于激烈辯論，但在咖啡廳論戰中也不難見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勞斯的血戰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賞識。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濃，兩眼炯炯有神，嘴唇嚴緊，俨然是“準備踐踏摯友”之人。隻是在微笑時赫斯才露其真容——一個機智靈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義者。伊爾塞·赫斯（當時叫伊爾塞·普洛爾）回憶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煙，不喝酒，對戰争失敗後還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以外，對其他人來說他是個謎。他是個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權奪利，準備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希特勒還有一個盲目追随者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反猶方面，赫斯與戈林均大大遜色于他們的領袖；而施特萊徹語言之惡毒卻遠遠超過了希特勒。此人很世故，矮胖，秃頂，肥頭大耳，給人以粗壯的感覺。無論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過人的。他有時直率而親善，有時又狂暴而殘忍。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從傷感躍至殘酷無情。與希特勒一樣，隻要一公開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條狗鍊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卻作為武器予以炫耀。年輕時，他“身上背着裝滿了反猶書籍和小冊子的背包，到處遊逛”。他的演講，通篇充滿了虐待狂的想象，對于政敵則用最污穢的語言進行攻擊。由于他相信猶太人陰謀反對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滿了無窮無盡謾罵的言辭。
施特萊徹加入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1922年，該黨紐倫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創辦了一份專門譴責猶太人的報紙《沖鋒隊員》。若與維也納那份曾給年輕的希特勒以重大影響的雜志《東方天壇星》相比，這份報紙在污穢和仇恨方面已大大前進了一步，并業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許多親信驚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對色情文學極反感，不贊成施特萊徹縱欲無度，對這個古怪的信徒唆使的黨派之間的不斷争吵表示關切。但是，與此同時，他又佩服施特萊徹的充沛的精力與瘋狂的忠誠。“迪特裡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訴我，施特萊徹當過中學教員，而且，從許多方面看，又是個怪人。他還常說，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萊徹這種人，國家社會主義要取得勝利是毫無希望的。”施特萊徹在《沖鋒隊員》裡常常言過其實，因而常招人斥責，對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們意料的：“人們說，他把猶太人理想化了。其實卻相反。猶太人比施特萊徹描述的更加窮兇極惡。”
希特勒的親信就是這種人。他的運動貫穿着社會的各個階級，因而也把各種各樣的人拉攏在他身邊——有知識分子、街頭鬥士、各種怪人、理想主義者、流浪漢、雇傭兵隊長、守紀律和不守紀律的、勞工和貴族。既有文質彬彬者，也有殘酷無情者；既有流氓無賴，也有善良的人們。有作家、畫家、短工、店主、牙醫、學生、士兵，還有牧師。他的魅力是廣泛的，而他也心胸開闊，既能容忍像埃卡特這樣的吸毒者，也能容納像羅姆那樣的同性戀者。對許多人說來，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時刻準備接納忠實地為反對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和為德國的複興而戰鬥的人們。
“我最愉快的回憶就是這個時期，”19年後的一個冬夜，他動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憶，他高興地談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當我偶然遇見他們中某個人時，我非常感動。他們真心誠意地愛護我，真是動人。小小的市場攤販會跑着追來看我，‘給希特勒先生送幾個雞蛋’……我實在喜歡這些真心實意的人們。”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麼卑賤，他從不批評他們。也許是為了紀念在維也納的那些悲慘的日子，他在卡爾尼留斯大街開辟了黨的新總部。總部地方比較寬敞，是專為那些窮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設的。“冬天一到，”菲利普·波勒回憶說，“接待室便成了失業黨員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們在那裡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熱鬧。你常常聽不見自己的說話聲。主管克裡斯汀·韋伯常常要用長馬鞭才能将他們轟走。”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動引起了盟國的興趣。在美國駐德國大使的建議下，美國指派杜魯門·史密斯——耶魯大學學生，西點軍校畢業生，駐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對據稱正不斷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做出估價”。史密斯被指示去見希特勒，“對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點”做一估計。他也要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力量和潛力做一調查。更具體點說，史密斯必須設法為下列問題找到答案：“巴伐利亞是否有可能宣布從德國獨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發共産黨起義的危險？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否有可能奪取巴伐利亞的政權？駐紮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第七師是完全忠于帝國呢，還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亞？如果發生右派或左派騷亂或叛亂，它是否可用來鎮壓他們？”
11月15日中午之前，史密斯上尉抵達慕尼黑。在瑪利安巴德飯店安頓好後，他立即前往設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國領事館，拜見了代領事羅伯特·墨菲。28歲的墨菲（後來出任駐比利時大使）告訴史密斯，巴伐利亞的新總理“并不是個強硬人物”，因為他僅是前總理卡爾的“一個工具而已”。他說，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其領袖雖“是個單純的冒險家”，但仍不愧“是個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潛在的不滿”。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亞人的心理狀态，但是否“足以領導德國的民族運動”，這還是值得懷疑的。
在此後的數天裡，他與陸軍将領、政府官員、繼位王子盧普科希特（“他肯定沒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個自由派報紙編輯，以及梅克斯·埃文、馮·施勃納·裡希特（德國血統，從波羅的海國家逃來的難民，借用其妻之爵位）進行了交談。施勃納·裡希特是羅森堡之密友，已開始對希特勒産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他向史密斯保證說，黨的反猶主義“純粹是為了宣傳”。之後，他便邀請史密斯到黨的新總部前參觀沖鋒隊的檢閱。
“确實壯觀，”當晚史密斯在旅館的客房内作了這樣的記錄，“1200名我從未見過的壯漢打着舊帝國國旗，戴着鮮紅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從希特勒跟前走過，接受他的檢閱。檢閱完畢後，希特勒發表了講話……然後高呼‘讓猶太人死亡！’等口号。人們瘋狂地歡呼。我一生都未見過這種場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魯登道夫家裡與他進行了交談。這位将軍承認，他曾認為，“首先要在俄國将布爾什維主義消滅，然後才能在德國消滅”。他宣稱，盟國“必須支持一個能與馬克思主義對壘的強大的政府”，而這個政府永遠不能“在現有的、混亂的議會條件下産生出來”，“隻能靠愛國人士去組織”。他堅信，“法西斯主義運動是歐洲反動勢力覺醒的開始”，墨索裡尼對德國的民族事業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時，史密斯在會見施勃納·裡希特的地方會見了希特勒。會談室“單調乏味得不可置信，與紐約破舊的出租公寓裡後邊的卧室相似”。會見後，史密斯在筆記本裡一開頭便寫道：“一個傑出的在野黨領袖。我很少傾聽一個如此瘋狂又如此通情達理的人發表議論。他控制群衆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運動描述為“體力腦力勞動者之聯合，反對馬克思主義”。還說，“如果要将布爾什維主義鎮壓下去，目前對資本之謾罵就必須停止”。議會制必須被取代。“隻有專制主義才能令德國站穩腳跟。”他寫道，“我們的文明與馬克思主義的決戰，與其在美國或英國土地上進行，不如在德國土地上進行，這對美國和英國更為有利。我們（美國）若不支持德國的民族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就将征服德國。這樣一來，賠款便不複存在，而俄國和德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出于自恃之動機，必然會進攻西方國家。”
希特勒還談到了其他話題，但對猶太人他連提都未提。後來，還是史密斯一針見血地提出反猶主義問題。希特勒答道，他隻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權，排除他們參與公共事務”。這便把史密斯頂了回去。史密斯離開這間黑暗的屋子時，他已堅信，在德國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發表演講；史密斯接受了一張入場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場券轉給了恩斯特·漢夫施坦格爾。此人個子高大，長着一副又瘦又長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學畢業生。漢夫施坦格爾會費神看看希特勒這家夥，并把結論轉給他嗎？“我的印象是，他會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他，他當然明白自己需要什麼。”
他敢于相信漢夫施坦格爾的判斷力，原因是後者的背景很不尋常。他母親出身于新英格蘭名門，即聶德維克斯家族；他祖上有兩人是南北戰争時期的将軍，其中一人還曾為林肯扶棺。漢夫施坦格爾家族裡，有兩代人曾在薩克森-科堡-哥達公爵府任過樞密顧問官職，他們還是藝術品的鑒賞家和主顧。這個家族在慕尼黑開有自己的藝術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藝術複制品而著稱。漢夫施坦格爾本人是在藝術和音樂的環境中長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什、理查德·施特勞斯、菲力克斯·文加納、威廉·巴克豪斯、弗裡特佐夫·南森和馬克·吐溫等人的會見場所。他本人的鋼琴也彈得極有神韻。在巴伐利亞最有名的沙龍裡，人們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鍵上方高達6.4英尺的身軀。他的外号叫“小家夥”。
22日那天，漢夫施坦格爾乘電車來到金德酒館，這是一間L形的大啤酒館，裡邊擠滿了人。聽衆中有少數退伍軍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數是青年和工人。許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亞的民族服裝。漢夫施坦格爾想從記者席中找個熟人，卻白費了力氣。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處；幸好有個記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給他看。個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鏡的是安東·德萊克斯勒，第三個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雙齊腳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漿過的白領。漢夫施坦格爾不由得想起，他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車站餐廳裡的跑堂。但是，當德萊克斯勒将他介紹給聽衆，他迅速地、滿懷信心地從記者席前走過時，他“毫無疑問是個穿便衣的軍人”。
掌聲震耳欲聾。希特勒叉開雙腿，雙手反剪在身後，活像個哨兵。他以平靜、有節制的語調，回顧了過去幾年來所發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頭對準政府，卻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語言。他講得很仔細，用的是文質彬彬的高腔德語，有時也帶上一點兒維也納口音，離希特勒隻有十多英尺遠的漢夫施坦格爾，對希特勒那雙真誠的碧眼印象尤為深刻。“他眼中既有誠實、真誠的神情，又有苦難和無言的請求的尊嚴。”開講10分鐘後，希特勒完全掌握了聽衆的感情。此時，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訓練有素的演員一樣，打着手勢，開始用維也納咖啡館的方式，以狡猾的惡意，旁敲側擊。漢夫施坦格爾注意到，坐在鄰近的婦女，聽得津津有味。後來，有個婦女竟喊出聲來：“一點也不錯。講得好！”正在此時，希特勒的聲調突然提高了，好像對她們表示感謝似的。他還大幅度地打着手勢，極力譴責發國難财的人們。
希特勒抹幹了腦門上的汗水，伸手接過一個大胡子遞過來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愛好者看來，這是很具有戲劇性的。恢複演講後，他的手勢更有力了。聽衆席中經常有人叫罵，此時，他便鎮靜地微微擡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雙手往胸前一叉，簡單地作答，将叫罵者的進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擊劍運動員的沖刺和招架術，也像走鋼絲繩運動員之娴熟的平衡動作。有時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藝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遠也不會将弓拉完，隻留下輕輕的餘音——某種不用語言的技巧去表達的思想，一種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敵人——猶太人和赤色分子時，謹小慎微之舉便煙消雲散了。“我們的座右銘是——如果你不想當德國人，我就敲破你的頭顱。這是因為，不鬥争，我們就不能成功。鬥争，我們用的是思想，不過，如果需要，也要用拳頭。”
漢夫施坦格爾聽得入了神，清醒後，往四周瞧了瞧，聽衆的态度完全改觀，這使他大吃一驚。“一小時前還在吵吵嚷嚷，把他推來推去的群衆和那些高聲怒罵的人們，現在變得鴉雀無聲，深受感動。他們屏息傾聽，早就忘卻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演講者的每一個字都喝了進去。”“鄰座的一個年輕姑娘，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愛的喜悅中。她已忘卻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對未來德國之偉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講達到高潮時，他已成了“語言的有機體”。猛然間，演講結束了。聽衆敲打桌凳，瘋狂地歡呼。希特勒已筋疲力盡，在漢夫施坦格爾看來“就像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結束一場筋疲力盡的音樂會時”的景況一樣。他的頭發和臉都浸透了汗水，連上過漿的衣領也軟下來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演講後，我總是全身濕透，體重減輕四至六磅”）。
漢夫施坦格爾乘興走到主席台邊，在那裡，希特勒面帶自信的笑容，一點兒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衆的恭維。“杜魯門·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轉達他對你的最良好的祝願。”漢夫施坦格爾說。史密斯這個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興趣，忙問漢夫施坦格爾對他的演講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見，”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傷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講的有95%我贊同，其餘5%嘛，我們以後再談。”他所反對的，自然是希特勒的反猶主義。
“對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們是不會吵架的。”希特勒溫和地說。他邊說邊用一塊滿是褶皺的手巾揩臉上的汗水，顯得既謙虛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幾聲，然後伸出手來。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來“像前線戰士的手一樣”。
當晚，漢夫施坦格爾輾轉難眠。“當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間。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講家都不能與普通聽衆的心靈溝通，這是他們慘敗之處。但是，希特勒這個自學成才者，卻成功地将非共産主義的要領交給了人們，而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們所需要的。”漢夫施坦格爾下決心輔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