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言論鋪天蓋地而來。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輿論風波，我心中既憤怒又無奈。
我決定先安撫民工家屬的情緒，嘗試與他們好好溝通。
我把民工叫到一旁，輕聲問他：“我自認為對你不薄，你應該清楚我的為人。”
民工面露難色，小聲說：“老闆，我也不想這樣，可我舅舅他們非要來，我也沒辦法”
我看着他，真誠地說：“大家有話好好說，我願意再和他們協商，但前提是别再鬧了。”
民工猶豫了一下，還是走過去和他的舅舅說了我的話。
他舅舅這才暫時停下了吵鬧，但依舊滿臉不情願。
我走上前，對他們說：“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談一談，看看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你們覺得賠償不夠合理，我們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再調整。”
民工的舅舅這才哼了一聲，帶着衆人跟着我來到了武館的會議室。
在會議室裡，我再次向他們詳細說明了之前的賠償依據和對民工的關心照顧。
同時，我也表明了我的态度，如果他們能提供合理的訴求和依據，我會考慮适當增加賠償。
然而，民工的舅舅，那個矮胖且一臉蠻橫的男人，根本不打算好好溝通。
他雙手叉腰，眼睛一瞪，大聲吼道：“少在這兒假惺惺的！你以為随便給點錢就了事了？”
“我外甥遭這麼大罪，今天你必須再拿出一大筆賠償，不然這事沒完！”
他身後的其他家屬也跟着附和，七嘴八舌地叫嚷着，提出各種離譜的賠償要求。
我耐着性子，再次解釋道：“醫生已經明确說過，他的傷恢複後不會有太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