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被推到顧建業面前。
黑白影像，定格了曆史的一瞬。年輕的顧思源，站在異國他鄉的廣場上，身邊是一個陌生的外國人。
調查員的聲音，如同法官的宣判，冰冷而确定。
“顧建業，這，就是我們掌握的鐵證。現在，你需要告訴我們你知道的有關于一切這張照片的信息，以及你父親顧思源與此人的所有聯系。”
會議室裡的空氣，仿佛凝固了。燈光下，照片上的人影似乎在無聲地訴說着一段被塵封的往事。
顧建業的目光，落在那張照片上。
他看到了父親年輕時的樣子，英氣勃發，眼神裡充滿了自信和理想主義的光彩。這與他記憶中那個被打倒後變得沉默寡言的父親，判若兩人。
他的内心，沒有對方預想中的震驚、慌亂，甚至沒有絲毫的波瀾。
因為在他那龐大的知識庫裡，關于這個時代的“克格勃”和各種所謂的“特工案”，有着太多荒誕不經的記錄。一張合影？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這甚至算不上證據，隻能算是一個可以被無限放大的借口。
對方的目的，不是求證，而是定罪。
所以，任何解釋都是徒勞的。
“我沒見過這張照片，也不認識這個外國人。”顧建業的聲音平靜地響起，“我父親在五十年代末，确實作為國家公派的專家，前往蘇聯進行過學術交流和學習。這在當時的檔案裡應該都有記錄。至于他在那邊和誰合影，我作為兒子，無從得知，也無權過問。”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既承認了父親去過蘇聯的事實，又将自己完全撇清，同時把皮球踢回給了對方的檔案系統。
“無從得知？”另一個調查員敲了敲桌子，“顧建業，你要搞清楚現在的形勢！這不是在和你商量！這是在對你進行審查！你的态度，将直接決定你的下場！包庇一個有特務嫌疑的父親，是什麼罪名，你應該清楚！”
“我隻是在陳述事實。”顧建業的語氣沒有任何變化，“我父親是一個科學家，他畢生都緻力于國家的建設。我相信組織，相信黨，會對我父親的問題，做出公正的調查和判斷。至于我，我隻是紅旗溝一個普通的下鄉知青，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響應号召，改善集體生活條件。所有事情，紅旗溝的全體社員和知青，都可以作證。”
他巧妙地将自己的行為，與父親的問題進行切割，同時将紅旗溝的“民意”作為自己的擋箭牌。
第一次的“談話”，就在這種平靜卻暗流洶湧的氛圍中，無果而終。
調查組的人沒能從顧建業這裡得到任何他們想要的“突破”，這讓他們感到有些意外和惱火。他們原以為，這個年輕人會在“鐵證”面前立刻崩潰，沒想到卻像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
接下來的幾天，顧建業被徹底軟禁在了宿舍裡。
門外，有專人二十四小時看守。他不能離開房間，不能與任何人接觸。一日三餐，由專人送來，簡單得隻夠維持生命。
這是典型的心理戰術。他們要通過隔絕、施壓，來摧垮他的意志。
然而，他們再次失算了。
顧建業将這難得的“清靜”，隻是當成了一個寶貴的思考和學習期。
他沉浸在知識的海洋裡，外界的壓力和困境，仿佛都變成了另一個維度的噪音。
與此同時，調查組對外的調查，也陷入了僵局。
他們去農機廠，李衛國和楊衛東等人衆口一詞，都說顧建業是解決了他們重大技術難題的“神人”，工具和物資是他們心甘情願、甚至主動要求贈送的，一切手續合規。
他們去紅旗溝，面對的，是全村人銅牆鐵壁般的維護。李順才、王大力、李文秀每一個被約談的人，都将顧建業誇上了天，把他描述成一個一心為公、無私奉獻的聖人。當調查組試圖用“階級鬥争”的觀點去引導他們時，村民們的回答卻異常樸實：“我們不懂什麼大道理，我們隻知道，建業來了，我們能睡上熱炕頭，糧倉保住了，還能住上新房子！”
這種最樸素的民心，是任何權術和構陷都無法擊破的。
調查組的負責人，那位姓羅的“鐵面判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