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牛背山。
那裡有我嗜酒如命、拳頭比腦子動得快的父親張二柱。
有那個初中就辍學在家、隻等着吸幹我血去娶媳婦的“金疙瘩”弟弟張寶根。
還有我那被鐵鍊鎖過、被皮帶抽過、像牲口一樣被使喚了二十多年被拐賣過來的媽媽。
範景辰怎麼會知道，我能坐在這裡，和他呼吸着同一座城市的空氣，坐在同一間教室裡，背後是一條怎樣用血淚鋪就的路？
從記事起，我的生活就被劈成兩半。
天不亮就要爬起來喂豬、砍柴、伺候弟弟，然後帶着滿身的豬食味和草屑，餓着肚子跑幾裡山路去上學。
義務教育結束的那年夏天，我爸的巴掌重重扇在我臉上：
“女娃讀那麼多書有屁用！老子供不起！回家幹活，早點換彩禮！”
那聲音像淬了冰的刀子。
是校長，拄着拐杖翻山越嶺來到我家低矮的土坯房。
他拍着胸脯對我爸吼：
“張二柱！這女娃是個好苗子！學費、書本費，學校全免！你讓她讀！等她将來出息了，賺的錢比你守着這破山溝刨一輩子食多十倍、百倍！”
幾個年輕的老師也輪番上陣，掰着手指頭給我爸算賬：
讀高中能免學費、有補助，考上名牌大學能拿巨額獎學金，畢業出來在大城市工作，月薪頂得上他種一年地……
錢。
他們精準地戳中了我爸唯一聽得懂的語言。
從初中起，每一次考試，我都必須是第一名。
因為隻有第一名，才能成為我繼續讀書、走出大山的護身符。
第二名意味着失去價值，意味着随時可能被拖回那個泥潭，像村裡其他女孩一樣成為另一個深淵的祭品。
範景辰手指上随意把玩的一個車鑰匙扣，就值我打一個月零工的錢。
而他永遠不會明白，那條被他随手丢給我的贈品圍巾，對我而言，是砸向命運枷鎖的一塊石頭。
我摩挲着手機銀行app裡緩慢增長的數字。
那冰冷的觸感，比任何情話都讓我感到踏實。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