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贊同堕胎和死刑嗎
堕胎:在美國引起激烈争論的道德和政治問題中，堕胎是最容易導緻分裂的問題。争論的雙方情緒激昂，各執一詞；情緒化的争執甚至蔓延到我們國家的國内和國際政策之中。在堕胎問題上，我們基督教會内部普遍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尚在發育的胎兒就是一個人的生命，應該予以保護。
調和堕胎問題上的兩種極端主張，現實上是不可能的。争論的一方聲言，堕胎完全是女人對自己的身體做出的決定，與胎兒無關；另一方則認為，終止胚胎的發育，即使是人工受精的胚胎的發育，無異于謀殺。兩種思想的笃信者固執己見，沒有調和的餘地。
我認為堕胎是未經計劃的悲劇，是人的一系列錯誤導緻的悲劇。堕胎一直是我不得不面對的最棘手的道德和政治問題之一。作為總統，我接受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的判決，并履行職責，執行堕胎合法化的裁定，同時，通過法律限制、避孕節育、鼓勵願意生孩子的女性生育、推廣收養機制等措施，盡可能減少堕胎數量。
我在競選總統和擔任總統期間，一直遭受新聞媒體關于堕胎問題的狂轟濫炸。我記憶猶新并被經常引用的一個評論，出自1977年7月的一次總統記者招待會。有人指出，富有的女性有錢終止妊娠，但貧困窮的母親堕胎理應得到聯邦政府的資助，而我對此政策支持不力。我為此提出辯解。在回答一個有關堕胎的問題時，我不假思索地說：“生活常常是不公平的。”
當時和現在，我都認為，我們顯然有機會大幅度減少堕胎的需要和願望，同時保護最高法院規定的孕婦的基本權利。我倡導發展更加吸引人的收養機制，鼓勵意外或未經計劃的嬰兒誕生，滿足希望當父母的人收養孩子的願望。我的政府也特别重視對新生兒及其母親的醫療保健服務。
總之，我盡一切可能保護意外的懷孕，鼓勵孕婦生孩子。我問心無愧，無須道歉。我對堕胎問題的看法很簡單：“每一個孕育中的嬰兒都應該是有人要的孩子。”坦率、有效的性教育對青少年尤為重要；性教育應首先強調禁欲，但也要提供安全、有效的節育知識。
許多狂熱的“珍視生命”活動者，并沒有把他們的注意力延伸到誕生的嬰兒身上，更不可能支持他們認為是“趨向社會主義的”慈善項目。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滿腹疑慮的母親一旦決定不堕胎，她和她的家人通常必須考慮一系列需求：母親的再教育；為生孩子而放棄工作；健康護理與支付護理費用的保險費；住房補貼；滿足生活的最低工資；母親再就業後的稅收減免，以保證母親和孩子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等一系列問題。三分之二的堕胎女性聲明，他們堕胎的主要原因是養不起孩子。
關于堕胎的數據來源有兩個主要的渠道：艾倫·格特曼徹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兩個機構最新的報告（2002年）表明，47％的意外懷孕女性采取堕胎措施。堕胎女性中，六成是生育過的母親，40％是白人，32％是黑人，20％是西班牙後裔。一半以上的堕胎者年齡在20歲左右，15％的堕胎者是青少年。種族、年齡、婚姻或已出生的孩子的狀況，與堕胎沒有明顯的關聯。導緻堕胎最主要的因素是貧窮，六成的堕胎發生在年收入低于28，000美元的三口之家。
随着經濟繁榮和社會服務的增強，美國女性的堕胎率在90年代下降到24年來的最低水平，一千名育齡婦女中隻有16人堕胎。衆所周知，在一個國家，如果有望成為母親的女性有渠道獲得避孕用具，她們和她們的孩子有良好的醫療保健和滿足基本需求的收入保障，那麼，這個國家的堕胎率會很低。
這方面最明顯的例證是比利時和荷蘭，一千名育齡婦女中隻有七例堕胎。在一些羅馬天主教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如秘魯、巴西、智利和哥倫比亞，堕胎是違法的，加之社會服務匮乏，堕胎率卻高達千分之五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這是最高的不安全堕胎率。
我們的性教育方式目的明确，但往往事與願違，收效甚微。譬如，我們并沒有教育青少年如何避孕，而在其它國家，這是全面和持續性的教育科目。聯邦資金對性教育的投入直線上升，但不幸的是，性教育通常嚴格禁止提及任何形式的避孕方法，盡管60％的美國青少年承認18歲之前就有過性經曆。《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揭示，歐洲和加拿大的青少年性生活同樣活躍。但是，由于适當的性教育被剝奪，美國女孩懷孕的可能性是法國女孩的五倍，堕胎的可能性是其七倍，患淋病的可能性是荷蘭女孩的70倍。此外，美國青少年中艾滋病患者的比率是德國同齡人的五倍。顯然，我們的青少年足夠成熟了，應該給予性事教育，使他們有能力保護自己-最好是禁欲，但如果不願意禁欲，應該明智地采取避孕措施。
我們政府的一些國際項目也同樣不盡人意。2002年3月，我和羅莎琳、比爾·蓋茨和他的妻子梅林達一道，遠赴非洲大陸邊緣國家考察，為“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尋求機遇，以便實施最佳投資，遏制艾滋病的肆虐。我們見到了這些國家的許多公民，包括妓女和國家領導人。我們發現烏幹達和塞内加爾在艾滋病防治上獲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而博茨瓦納、中非共和國和南非卻一塌糊塗。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和尼日利亞似乎還能挺住，它們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大約占其人口的6％。
預防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大膽而明确地進行性教育，推廣使用避孕套，預防感染，并對孕婦進行并不昂貴的抗體治療，減少新生兒艾滋病感染率。當然。盡管代價高昂，也有必要對感染艾滋病毒的成年人進行治療，以減輕痛苦，延長生命。
有些國會議員試圖阻止其它國家用外國援助資金開展計劃生育服務。現在，在白宮的支持下，他們的法律修正提案總是能成為看似慈悲的法律條款。如果發展援助項目的目的僅僅是減輕病痛、改善成年人的生活、降低嬰兒的死亡率，那麼，這樣的法律條款肯定是事與願違，不盡人意。
實際上，一些立法人員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善心并非如此真誠。他們私下裡承認，屈于咄咄逼人的“珍視生命”活動者的政治壓力，他們不得不通過這些人的提案。他們聲稱，無論如何，拯救兒童的生命隻能增加人口膨脹，導緻未來更多的痛苦。令人驚奇的是，統計數據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如果出生的嬰兒有望生存下去，父母就不會多生孩子了；人口增長與嬰兒死亡率是成正比的，人口的增長或降低與嬰兒死亡率的高低相互關聯，互成比例。
維護神聖的生命是基本的道德問題，應該成為宗教和政治的承諾。同時，必須妥善而平衡地解決一個法律問題。衆所周知，幹細胞研究是目前争論異常激烈的問題。科學已證明，一個人類的受精卵子（如本段“句号”一般大小）可以提供具有多種用途的細胞，有望防治數種疾病，包括糖尿病、老年癡呆症、帕金森症以及脊髓損傷。
在包括南希·裡根和阿諾德·施瓦辛格州長在内的著名共和黨人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加利福尼亞舉行全民公投，通過了一個龐大的幹細胞研究項目。此後的民意測驗顯示，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支持這一努力。盡管民衆支持，但一些“生命第一”活動者和布什總統強烈反對建立任何新的胚胎幹細胞系。總統指出，幾個已有的幹細胞系已獲得批準，問題是，“為了找出治療可怕疾病的方法，我們該不該使用納稅人的稅金來摧毀新的生命”。這幾個用于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的幹細胞系仍然可以使用，但曾用于鼠細胞的培植，科學家正在想辦法剔除鼠細胞的污染。與此同時，胚胎幹細胞研究盛極一時，幾乎到了失控的程度。
參衆兩院的絕大多數兩黨議員在幹細胞問題上态度謹慎，主張立法，對建立幹細胞系予以限制。他們反對制造以研究為目的的新細胞，但如果捐獻者同意僅限于研究的話，治療不育症的專科醫院裡多餘的冷凍胚胎可以用于科學研究。據估計，40萬個冷存的胚胎中，隻有2％給了想要孩子的家庭，其餘的正在被銷毀。國會的法律提案允許使用一些已存的胚胎，但禁止使用納稅人的錢，以克隆或其它方式培植新的胚胎。盡管這項提案對胚胎制造予以限制，但布什總統發誓将否決這樣的立法提案。
2005年5月，南韓宣布了一條驚人的消息，南韓科學家在幹細胞研究方面獲得革命性進展，對醫學治療具有重大的意義。他們使用糖尿病、脊髓損傷和其他病人捐獻的細胞，創造出新的能夠與損傷或病痛患者的基因匹配的幹細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