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和平之君還是先發制人的戰争
2001年，可怕的恐怖襲擊之後的數個月裡，美國人民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政府高層官員洪水泛濫般的斷言：我們正面臨着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隐藏在國内的一個龐大的、組織嚴密的恐怖團體毀滅性的威脅。然而，正如我們的盟國和自己的情報機構主要成員不斷強調的那樣，對美國來說，并不存在來自巴格達的任何危險。顯然，随着聯合國對伊拉克的制裁和對其武器制造業的嚴格檢查，以及占絕對優勢的美國軍事實力的震懾，薩達姆·侯賽因對鄰國的任何挑釁舉動、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公開展示，或者與恐怖組織分享武器技術的任何行為，對伊拉克來說都無異于自殺。在美國發動戰争摧毀伊拉克武器之前，伊拉克的武器制造項目早已被削減到力不從心的地步。
如果薩達姆真的擁有龐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庫，美國的入侵會導緻成千上萬的傷亡，美軍部隊的傷亡也将不在少數。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或英國的領導人确實預料到或準備付出這樣的犧牲。我們不能忽視任何敵對國家或組織可能發展這些武器，但是，根據錯誤的或蓄意歪曲的情報，單方面采取軍事行動，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早在孩提時代，我的志向就是去安納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上學，當一名海軍軍官，在世界各地為保衛我的國家及其價值觀而奮鬥終身。1943年，我離開海軍預備軍官訓練團，來到安納波利斯後，一直在軍隊供職，直到1953年，我才辭去軍職。除艾森豪威爾總統以外，我在軍隊供職的時間比任何一位總統都要長，包括那些曾在美國内戰中當過将軍的總統。作為海軍軍官，如有必要，我随時準備獻出生命。盡管如此，我和其他軍官及士兵都普遍相信，美國顯而易見的強大和穩定對戰争是一種威懾，我們軍人就是維護和平的人。我從未感到我投身軍職違反了我對和平之君-耶稣的信仰。
後來，在與蘇聯的冷戰期間，作為總統，我面臨真正令人敬畏的職責：保衛我的國家及其全球的利益。我意識到，在地球上無處不在的自由與共産主義的激烈競争中，我扮演着關鍵的角色；我的一個小小的失誤将釀成巨大的核災難。除了部署遠程炸彈和效力驚人、由陸地發射的洲際導彈以外，我們成立了一支遊弋于海水下的潛艇艦隊，可以對付蘇聯發起的任何一場先發制人的攻擊。我們隻用一艘艦艇上裝備的核彈頭，就可以摧毀全蘇聯的每一個重要城市。
我在擔任總統的所述，美國目前的政策威脅以往所有的總統不遺餘力簽訂的國際協議的有效性。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美國采取前所未有的先發制人的戰争策略，對維護全球穩定構成威脅。目前的決策不僅徹底背離了美國的曆史性政策，而且違背了我們發誓要維護的國際法。《聯合國憲章》賦予主權國家固有的單獨或集體自衛權，但這一權利隻有在遭遇武裝襲擊時使用。我們的總統甚至無視我們最親密的盟國，背棄“戰争作為最後手段”的原則，宣布美國将單獨采取行動，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攻擊，并把它視為一條法律。
1837年，丹尼爾·韋伯斯特（四年後被任命為國務卿）曾經說過，應該有“一種自衛的必要手段……迅速，猛烈，沒有選擇方式的餘地或深思熟慮的時間”。一向是共和黨政府的堅強支持者的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也承認，先發制人的戰争政策是革命性的，“對國際秩序構成挑戰”。
使用“邪惡軸心國”标簽，不僅将其它國家明确列為潛在的目标，而且關閉了通常采用的以外交途徑解決雙邊争端的大門。人們目前更為嚴重的擔憂之一是，這種激進政策的實施枉費了2001年恐怖襲擊以後人們對我們異口同聲的同情和支持，使我們在遏制和減少恐怖威脅這一長期而艱苦的鬥争中處于相對孤立的境地。
顯而易見，2000年總統選舉後不久，我們一些新的政治領導人執意要打擊伊拉克。“911”之後，他們以錯誤和歪曲的斷言，誤導美國國會和公衆相信：薩達姆·侯賽因不知何故應該為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遭遇的恐怖襲擊負責；伊拉克正在發展核武器和其它大規模殺傷性裝置，對美國的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
雖然這些斷言的欺騙性後來得到揭穿，但木已成舟，我們大多數公民信以為真，支持戰争。子虛烏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将造成災難這種誇大其辭的宣傳，使人感到活生生的恐懼。副總統迪克·切尼不斷地發表錯誤的聲明：“在僅僅一天的戰争中，我們可能失去的不是數千人，而是數萬人，甚至數十萬人的生命。”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紮·賴斯以蘑菇雲籠罩美國城市的恐怖情景，支持切尼的斷言。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赴聯合國遊說，發表了一大堆含義模糊的聲明。後來，政府宣布這些信息是錯誤的，但情報部門沒有受到處罰，反而獲得嘉獎。
難怪至少在幾個月内，惶惶不可終日的美國公民和國會議員支持這場不必要的戰争，盡管它不符合我們國家曆來采取的通過外交途徑而不是武力沖突解決争端的政策，也不符合基督教徒對和平之君耶稣的信念。對我個人和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信奉和平和外交途徑并不意味着盲目或全面的和平主義。有正當理由采取戰争手段時，戰争是必要的；幾百年來，關于戰争的道德标準早就被慎重地确定出來了。
我們的領導人打擊伊拉克的趨勢日益明顯的時候，我決定為《紐約時報》寫一篇文章，提出采取戰争手段的起碼要求。其實，至少1，600年以來，基督教領袖（如公元400年的聖奧古斯丁和13世紀的聖托馬斯·阿奎那）以《新約》為依據，清楚地闡述了他們對戰争的看法。我采用了他們用過的基本論據。
2003年3月3日，我在《紐約時報》意見與評論欄目發表如下文字。當時，我還沒有認識到美國和英國高層領導人幾乎在一年前就已經決定入侵伊拉克。
正義的戰争還是非正義的戰争？
美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徹底改變了兩個多世紀以來兩黨共同堅持、并為我們國家赢得偉大聲譽的承諾。這是建立在基本的宗教信仰和對國際法及國際聯盟的尊重之上的承諾，國際聯盟有助于産生明智的決策和相互的約束。我們顯然要對伊拉克發動戰争的決心并沒有得到國際支持，違反了這些承諾的前提條件。
作為一個基督教徒和曾經深受國際危機挑釁的總統，我非常熟悉正義之戰的原則。一場基本上由單方面決定的對伊拉克的攻擊，顯然不符合這些原則，這幾乎是所有宗教領導人普遍堅守的信念。當然，南方浸禮會的幾位發言人是特殊的例外，他們的信念建立在末世論神學之上，含有對以色列的偏愛。
衡量正義的戰争的突出标準是，這場戰争隻能是在所有非暴力的手段用盡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戰争。顯然，解決問題的明确途徑确實存在，如我們自己的領導人以前提議、聯合國批準實施的方案。但是現在，在我們的國家安全尚未受到直接威脅，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和政府堅決反對的情況下，美國似乎執意要實施軍事和外交行動。這在文明國家的曆史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事。我們這場世人皆知的戰争計劃的的時候，193名美國軍人死在伊拉克，竟然沒有一家主流媒體追随事态的進展和某一時期的結局，并在頭版頭條予以報道。”
我們的政府最奇怪的決定之一，是限制美國人對傷亡情況的了解。我們的領導人很少提及或探望傷員，想方設法阻止公衆關注被運回本土特拉華州多佛空軍基地太平間的棺材，禁止母親和妻子在多佛或其它軍事基地探視其遇難家屬的遺體。已經有人代理這些母親和妻子提出訴訟了。
我們和盟國英國官方決定，不許清點或估計平民的死亡數字。公開的數字有很大的出入。深受尊重的英國醫學雜志《柳葉刀》報道指出，盟軍（尤其是空軍）已經造成10萬伊拉克平民死亡。美國官方渠道唯一的估計是24，000人，這僅是根據西方媒體報道的數據做出的估計。實際的死亡數大概介乎兩個極端的數字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