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盟國英國官方決定，不許清點或估計平民的死亡數字。公開的數字有很大的出入。深受尊重的英國醫學雜志《柳葉刀》報道指出，盟軍（尤其是空軍）已經造成10萬伊拉克平民死亡。美國官方渠道唯一的估計是24，000人，這僅是根據西方媒體報道的數據做出的估計。實際的死亡數大概介乎兩個極端的數字之間。
除死于美軍軍事活動的伊拉克人以外，根據伊拉克内政部公布的數據，從2004年8月到2005年6月，伊拉克平民和警察的死亡率在每月800人以上；2005年大選以後，死亡率不斷上升。
無論準确的傷亡數據是多少，有兩個事實必須記住：戰争是不公正的，不必要的；我們在伊拉克的部隊特有的勇氣和效率值得特别贊賞和感激。事實是，這一次與以往所面臨的威脅或危機不同，美利堅合衆國沒有處于交戰狀态。在很大程度上，沖突的整個壓力僅集中在少數軍事人員和他們的家庭身上，沒有給995％的美國人民造成财力犧牲或不适。在第一次海灣戰争中，僅僅為了實現把伊拉克人從科威特趕出去的目标，美國派出了50多萬部隊。這次為了征服和占領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美國不斷派出的部隊也僅為上一次的三分之一。
幸存的官兵得到了應有的表彰，但當年我們的長子傑克離開大學，自願參加越南戰争時，我們的家庭經曆了别樣的沖突。那是一場極不受歡迎的美國冒險。我記得，傑克從部隊休假探親期間，同齡人和原來的同學都嘲笑他天真、愚蠢，叫他别穿着軍裝見人。越南戰争結束多年以後，這些勇敢的年青人才終于獲得英雄的榮譽稱号。
一個需要詢問的基本問題是：“伊拉克戰争減少了恐怖威脅嗎？”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不僅失去了“911”恐怖襲擊之後全世界對我們異口同聲的同情和支持，而且有直接的證據顯示，伊拉克戰争實際上加劇了恐怖威脅。在國會的聽證會上，中央情報局局長波特·戈斯說：“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利用伊拉克沖突，招募新的反美聖戰武士……這些幸存的聖戰武士帶着經驗離開伊拉克，集中實施城市恐怖行動。”他補充說，戰争“已成為造就極端主義者的一個起因”。
美國國家反恐中心的報告也驗證了戈斯的觀點。這個報告表明，2004年，嚴重的國際恐怖事件增長了三倍；“重大的”恐怖襲擊事件從2003年的175起上升到2004年的650起。伊拉克發生的恐怖事件扶搖直上，從22起增加到198起，或者說從美國将政治權力移交給伊拉克臨時政府之後，伊拉克發生的恐怖事件是上一年的9倍。顯然，戰争已将伊拉克變成世界上最有效的，或許比塔利班政權之下的阿富汗更危險的恐怖分子訓練營。此外，我們曾設想将伊拉克作為永久性基地，牽制伊朗和叙利亞。與這一設想相去甚遠的是，在逐步形成的伊拉克政府與其原教旨主義什葉派鄰國之間，似乎出現了與日俱增的忠誠。這可能極大地加強伊朗在中東的戰略地位。
把先發制人的戰争作為一項國策，促使美國抛棄了現有的條約和聯盟，因為它們限制了我們作為超級大國自由采取的單邊行動，是不必要的。這一政策導緻的另一個嚴重的後果是，其它侵略成性的國家很可能采取同樣的政策，用武力攻擊或推翻它們讨厭的領導人。
2005年初，當美國在伊拉克組織民主政府的第一步選舉時，大批什葉派和庫爾德人面對遜尼派不同政見者和恐怖分子的恐吓，在投票處舉行示威遊行，表現出他們的勇氣和對自由的信念。下一步是制定憲法，然後組閣代議制政府。我在寫這本書時，這一步的結果還不得而知。但是，令人特别擔憂的問題是，遜尼派是否合作，宗教誡律要占多大的比重。執政的什葉派宗教團體要求，伊斯蘭教法《古蘭經》的條款應該成為裁決婚姻、離婚及遺産繼承問題的最高權威法典。如果至關重要的女權問題可以使薩達姆政權幸存下來，那麼，在美國贊助和保護下的“民主”新政府卻喪失了對婦女權利的保護。這将是極具諷刺意味的事。
如果獲得成功，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盡管前途未蔔，恐怖分子氣焰嚣張，但為伊拉克帶來民主的努力值得全世界的支持。
毫無疑問，美國應該在撤出自己在伊拉克的軍隊之前完成基本的目标，但是，這些目标從未清楚地表達過。來自覺醒的美國公衆的政治壓力，将是影響政府制定最低目标、确定美軍撤兵時間表的主要因素。我們應該為伊拉克人民提供自來水、污水處理、通訊及電力設施，訓練他們生産和銷售石油的能力。伊拉克人必須擁有一支像我們摧毀的政權一樣有效的安全力量，支持穩定、民主的政府。
決定最後結局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美國領導人是否堅持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的軍事基地，控制該國的經濟，或者清楚地說明，我們沒有計劃為自己的利益繼續占領伊拉克。
令人吃驚和不安的是，大多數阿拉伯人不同意我對美國的民主努力做出的肯定性評價。佐格比國際調查機構在埃及、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約旦、黎巴嫩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進行了一項可信的民意調查。據2005年3月公布的調查結果，絕大多數阿拉伯人不相信美國在伊拉克的政策動機是為了在該地區傳播民主；認為伊拉克戰争後中東更不民主了，伊拉克局勢比戰争前更為惡劣了。贊成美國的比率也降到前所未有的低位：埃及2％，沙特阿拉伯4％，摩洛哥11％，阿拉伯聯合酋長國14％，約旦15％。黎巴嫩的比率最高，但也隻有20％。
這些都是曆史上與美國關系最密切的阿拉伯國家。四分之三以上的被調查者表示支持建立民主政府，但強烈譴責美國進攻伊拉克及其對巴勒斯坦人權利的明顯歧視。盡管我們付出了令人欽佩的民主努力，但對于我們在該地區實施的政策來說，這些意見不是好兆頭。
如前所述，原教旨主義者的特征之一，就是放棄用對話和談判方式解決争端，認為這是在堅持原則方面軟弱的表現。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最明顯的區别就在于如何解決争議性的國際問題：前者依靠武力，後者訴諸外交方式。
如何應對我們面臨的國際挑戰？在基本的答案上，我們國家顯然存在着分歧。但大家普遍認為，美國人的家園永遠不會安然無恙，恐怖主義威脅将長期存在。這種威脅很可能來自相對軟弱的組織，這些組織無望向我們強大的軍事力量的任何一個方面發起挑戰。
那麼，我們最好的答案是什麼？我們可以珍惜富有曆史意義的人權的傑出衛士這一角色，也可以在應對威脅時抛棄國内和國際社會崇高的道德原則；我們可以減少對核武器的依賴，遏制核武器的進一步擴散，并堅定不移地做出表率，也可以堅持我們（及他人）的權利，保護并擴大自己的軍火庫，廢除或蔑視數十年來達成的武器控制協議；我們可以維護和平，把和平作為我們國家的重要國策，赢得其它國家的擁護，除非我們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脅，也可以宣稱行使全部的權利，單邊決定進攻其它國家，改變令人厭惡的政權，或者實現其它目的；我們可以宣稱“你不是與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也可以建立互惠理解基礎之上的聯盟；當我們與其它國家發生嚴重的分歧時，我們可以用直接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也可以給這些持不同意見的民族貼上“國際賤民”的标簽，拒絕與他們對話。這些選擇哪一個更好？
我們政府的政策-建立在原教旨主義基本前提之上的政策，已經回答了其中的大多數問題。美國人民是否贊同，目前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