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以舉人身份主動請見當時還是秀才身份的康有為，可見他沒擺這個譜，但是他的心裡難免有點沾沾自喜。
落座之後，康有為憑借他豐富的閱曆、融彙中西的知識、“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的憂憤，講出了一番“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般驚心動魄的言論。
梁啟超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時之間，不知所措。他慚愧地意識到之前所學不過是應付科舉的敲門磚，根本稱不上學問。
一番權衡，梁啟超當即決定“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
梁啟超以舉人身份拜當時還是秀才身份的康有為為師，這舉動本身就是不同凡響的。
從中可以看出梁啟超是把真才實學當作人生追求的，這樣的求學情懷伴随他終身。
這一點，在他後來力薦陳寅恪的事例中也得以彰顯。
在陳寅恪成為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并列的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前，他還是個“既非博士，又無著作”的青年海歸。
梁啟超向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推薦他時，曹校長很是為難，“既不是博士，也沒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頗有些氣惱，回道：“論文憑，我也沒有博士學位。論著作，我倒算是著作等身了。不過，我梁某雖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還不如陳先生寥寥三百字有價值。”
此話既出，曹校長放心地聘任了當時不見經傳的陳寅恪為國學導師。
後來的事實證明，梁啟超的眼光是獨到的，陳寅恪不但完全勝任了這個國學導師的工作，而且成了中國學術界的一代宗師。
注重真才實學，而不是片面追求文憑與功名，人們往往津津樂道于這樣的學術風氣。什麼時候這樣的學術風氣能重回中華大地，什麼時候中華大地學術思想就會臘盡春回——也就是在人們不再津津樂道于這樣的故事，而把它看作習以為常的時候。
梁啟超師從康有為後，求學于萬木草堂。
課堂上，一群學子不再是搖頭晃腦地背書，而是師生同堂，共議國事，探求國家命運。因為康有為的影響，這一批學子無不以康聖人門下高足自居，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義不容辭的責任——“舍康門中人而其誰？”
弟子們恭維康有為是像孔子那樣的“素王”（無冕之王），康有為倒也不謙虛，自号“長素”（長于素王），壓孔子一肩。
他給五個得意門生取了逾越孔門“十哲”的名号：陳千秋号“超回”（超越顔回）；梁啟超号“轶賜”（“轶”即超車，子貢隻能讓道）；麥孟華号“駕孟”（淩駕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超越子思）；韓文舉号“乘參”（把曾子當馬騎）。
四年裡，梁啟超在康有為的耳提面命之下，促膝長談之中，逐漸接受了維新變法思想，自稱“生平知有學自茲始”，“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于南海”。
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成為了他的左膀右臂，同時梁啟超也是做出犧牲的。拜了這個老師之後，他之前所學的那些都抛棄了，這是世界觀的颠覆，并不是輕易能接受的。
在校勘的《新學僞經考》中，康有為把古文經直指為“新學僞經”，使其神聖的光環剝落。梁啟超是熟讀古文經學的，眼見處處對傳統的“古文”經學的猛烈攻擊，豈能不驚心動魄？出于對老師的尊重，他還是主動适應并接受了康有為的觀點，并加以傳播。雖被指為“康黨”，他“亦居之不疑”。
事實上，這個時候的師徒二人已經在思想上有了分歧，隻是這分歧被輕描淡寫地忽略了，但日後恩怨的種子已經埋進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