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1916年2月4日，離國四年有餘的王國維登上了回國的客輪。
這四年，是王國維一生“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的四年。之所以結束這樣的生活，卻是因為生計所迫。流寓日本後，王國維便斷了經濟來源，一直倚靠羅振玉的資助，他實在不願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羅振玉了。
而恰在有心離開之時，他接到了同鄉鄒安的邀請，到上海為英國人哈同編撰《學術叢編》雜志。
對于王國維的離開，羅振玉甚感離愁，短短五天竟就寄出了三封信。
王國維到達上海後，在“哈園”就任《學術叢編》編輯主任，同時兼倉聖明智大學教授。
在此期間，王國維仍未間斷對于甲骨文的研究，且橫空出世了震驚世界的“兩考一論”——《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和《殷周制度論》。而其中的《殷周制度論》堪稱當時條件下甲骨文研究的封頂之作。
在這部著述中，王國維将甲骨文研究由原先考釋文字、識别人名和梳理世系等上升到了考證殷周曆史和制度的層次，分辨出了從殷商過渡到周朝的制度演變過程，以及商周兩朝制度中的人文精髓。
正如趙萬裡所贊：“此篇雖寥寥不過十數頁，實為近世經史二學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隻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内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隻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而王國維之偏執，實出于“北京”這個敏感詞。他曾于前朝學部為官，理所當然地被同僚認作遺老，他們催其就任，以借此機會在北京聯絡其他遺老，共同運動複辟之事。而事實上，王國維并不認為自己是遺老，他始終将自己的身份定位為學者。所以再三猶豫後，他還是拒不赴任。
1920年底，蔡元培在北大國學研究所成立之後，第五次向王國維發出了邀請，并改北上進京教授為坐鎮上海實施書信方式的遠程指導。精誠所至，王國維深為動容，但卻對此不予表态。
直到1922年3月，在羅振玉也被聘請為國學研究所導師之後，王國維才終于接受了北京大學的聘請。不過，他卻拒收酬金，這在當時成一美談。
1923年4月，遜帝溥儀在紫禁城裡降下谕旨：“楊鐘羲、景方昶、溫肅、王國維，均著在南書房行走。”
南書房，原是清朝皇帝讀書之所；行走，是清朝的一種官階職稱，相當于文學侍從，其職責為幫助皇帝處理文字事務，也可解為“帝師”。
能充任“南書房行走”一職的，出身起碼得是進士、翰林。而谕旨中的四人，除王國維一小小“諸生”外，其餘三人皆為進士出身。對此，王國維自然倍感榮幸，歡欣應诏。
對于這種心理，實屬人之常情。就連“胡适這樣高舉反封建大旗的新人，在電話裡聽到廢帝溥儀要他進宮召見的消息後，也有莫名的情感，趕緊坐車前往不敢懈怠”。
此非遺老情結或“一隻腳踏學術文化，一隻腳踏政治的投機文人”，而是“作為一個學者，對清朝統治者的一種情結，一種思想文化上的情結”。一次匆忙的辛亥革命，顯然不可能埋葬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因而在那個年代，“人們很容易把溥儀的皇宮看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象征，或者說是封建文化的象征”。
王國維的激動是無可厚非的，但他的激動卻是冷靜的：他在溥儀降下谕旨40天後才從上海起程，完全違背了“朝奉诏夕至死矣”的嚴酷律例。而在這段時間裡，有一個人卻是比王國維更加激動，“一日三電”地催促其北上——他就是羅振玉。此間的雲霧缭繞，唯待撥雲見日的那天。
6月，王國維正式就任“南書房行走”，一周一課，極為空閑，而俸祿優厚，生活不愁，因此王國維有更多的時間鑽研自己的學術。此時他的學術研究方向轉向了金石學和西北曆史地理等領域。
7月，溥儀降旨王國維，“著加恩賞給五品銜并賞食五品俸”。
1924年1月，溥儀再降谕旨:“楊鐘羲、景方昶、王國維等均在紫禁城内騎馬。”對于這“特之又特”的高級待遇，王國維尤其看重。——此因康熙年間因博學鴻詞而被征為翰林院檢讨的朱彜尊，有“恩賜禁中騎馬”一事，而這朱彜尊乃王國維同鄉，又都是由布衣而得此“恩賜”。
就在王國維風光無限之時，他與此時已結為親家的羅振玉之間的關系卻出現了罅隙，顯露出了“羅王之裂”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