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膽琴心抵先賢
1865年3月10日，譚嗣同出生在北京宣武門外闌眠胡同寓所，為譚家。同時，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反感甚深，曾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四個大字，而棄之一旁。當時一同受業的，還有一位同鄉——唐才常。二人并稱“浏陽二傑”，為譚嗣同一生之知己，湖南維新實踐中的最重要合作夥伴。
譚嗣同自幼推崇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後有幸結識“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等一批江湖義俠，并與其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他們辛勤傳授各自絕學，王五更是每天破曉如時前來浏陽會館，教授他操練刀劍。
13歲那年，譚嗣同便寫下兩副明志的對聯：
“惟将俠氣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
“除夕月無光，點一盞燈，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動，擊三通鼓，代天地揚威。”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話在譚嗣同身上終于成了歪理。
寒來暑往，譚嗣同聞雞起舞弄清影，其俠士形象，雖不至“十步殺一人，千裡不留行”般誇張，但也有“弱娴技擊，身手尚便”之能。梁啟超稱其：“好任俠，善劍術。”康有為贊歎：“複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長虹亘白日，紫瀾卷蒼溟。”
譚嗣同年少獨立，在母親病逝後更是獨行特立，多次隻身往返于北京和湖南之間，時常說走就走，遍遊名山大川。
譚嗣同一生有三琴兩劍，這種搭配反映了他作為文人雅士的極高素養，又表現出敢于向強大舊勢力挑戰的改革精神。而在遊曆期間，譚嗣同随身攜帶的是一柄“七星劍”。
七星劍，劍身較長，上面鑲有七顆銅星，呈北鬥七星狀布列。這柄劍伴随着譚嗣同壯遊祖國山河，行程八萬餘裡，足迹遍布13省。其間有一次，譚嗣同仗劍策馬射獵，七晝夜行一千七百多裡，雖“髀肉狼藉”，卻“怡然自樂”。
壯遊期間，譚嗣同意外地從兩處偏遠地，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兩件遺物：“蕉雨琴”與“鳳矩劍”。這兩件寶物能夠曆經六百年的輾轉，終而落至譚嗣同的手中，可算得“寶劍贈英雄”——适得其所。
從此，他将七星劍留在了“大夫做法，自唐宋而衰，後人所做隻是役于古人的章摹句效，唯此四人，立意高遠，獨往獨來。
龔自珍的詩文，有“定盦體”之稱；譚嗣同亦開創了恣肆狂放“浏陽體”。正如他以“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唱和龔自珍的“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譚嗣同與龔自珍的相似，除詩風外，亦有俠士本色和報國熱情。
而相比龔自珍“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箫”的“狂來說劍，怨去吹箫”——“劍氣箫心”，譚嗣同更顯得是“外儒内俠”——“劍膽琴心”。
龔自珍的劍氣，是在長久的箫心幽怨中擠迫出來的豪氣。因其怨氣甚重，重到青衫落拓的肉體無力支撐。誠如梁啟超所言：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一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倘若沒有了劍氣的支撐，龔自珍的詩将如深夜獨坐江畔絮叨的失寵琵琶女。
而譚嗣同則斷然拒絕了他的“劍氣箫心”，轉而成就了一體“劍膽琴心”。琴和劍是譚嗣同身邊的必備。琴如其身，揚儒士之雅；劍如其心，續俠士之風。
譚嗣同因棄學八股，一生“其文多恨與制違”，從20歲起，先後參加了六次科舉，皆名落孫山。自此他決意科舉：“決計不讀一文，不立一義，我行我法，成功則天，轉覺超然，無所绁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