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昆侖”的解釋直接取決于詩中的謂語動詞——“去留”的解釋。正因為有“逃”和“留”“死”和“生”等的解釋，才衍生出“兩昆侖”這麼多的實指。
實際上，“昆侖”一詞在譚詩中并不少見。如遊學之際寫的那首——“策我馬，業我裳，天風終古吹琅琅！何當直上昆侖巅，曠觀天下名山萬疊來蒼茫！”
又如應诏赴京之前口占的兩句——“三戶亡秦緣敵忾，勳成犁掃兩昆侖。”
含義皆為昆侖山或由此引申的華夏大地或人品之巍巍高大等虛意。
所以，如果不把“兩昆侖”解釋為具體的人可能更為妥當，于是“去留”也非“去”與“留”，而是偏正短語，偏向于“留”，即着意于“留下什麼”。
如此，“去留肝膽兩昆侖”一句即可解釋為：留下自己那有如莽莽昆侖一般的浩然正氣！——頗具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意味。
但台灣戊戌變法史專家黃彰健抛出《論今傳譚嗣同獄中題壁詩曾經梁啟超改易》一文。
黃彰健聲稱找到了證據，那這個證據是什麼呢？曆史資料？不是！檔案文件？不是！時人筆記？不是！——他找到了一本小說！這本小說叫《繡像康梁演義》，出版于1908年，距譚嗣同犧牲10年整。
這本小說寫六君子受刑時，林旭口吟了兩首詩，其中第二首是這樣的：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谏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後人論。
黃彰健見到此詩，覺得與譚嗣同流傳下來的《獄中題壁》頗為相近，便認為這是譚嗣同的原詩。這很有點以《三國演義》的故事去否定《三國志》的史實。
1994年，研究者發現了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記《留庵日鈔》，其中記錄有譚嗣同的獄中詩，日記中記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聞同司朱君雲：譚嗣同被逮後，詩雲：望門投宿鄰張儉，忍死須臾待樹根。吾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這裡記錄的譚嗣同獄中詩，除了少數幾個錯字外，與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引用的詩是一緻的。所以“梁啟超篡改說”應予推翻。
《留庵日鈔》被發現後，黃彰健随即發表了《論譚嗣同獄中詩——與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承認：“由唐烜《留庵日鈔》所記，可以證明‘去留肝膽兩昆侖’确系譚詩原文，未經梁啟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說。”
在黃彰健認錯後，記者出身的作家張建偉在《溫故戊戌年》及《走向共和》中依然堅持黃彰健的“梁啟超篡改說”，而無視《留庵日鈔》的發現及僞造說的被推翻。
黃彰健和張建偉為何堅持梁啟超篡改譚嗣同的詩呢？
如他們所言，“這首詩卻洩露了戊戌的一個秘密”，所以梁啟超要改，而這一改，“仿佛比原詩更加豪邁，但是卻違背了先烈的原意”，“完全遮掩了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沒有了譚嗣同‘留将公罪後人論’的坦誠”。
說白了，黃彰健、張建偉無非認定康、梁即所謂的“小人”，譚嗣同的詩洩露了大秘密。
要知道，譚嗣同希求的就是虛君共和的政治，也飽含着革命的念頭，甚至主動夜訪袁世凱予以支持，怎麼會将包圍頤和園、計劃武裝奪權認定為“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