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戊戌政變”的消息傳來，譚嗣同從容地對梁啟超說：“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唯待死期耳。”然後力勸梁啟超“入日本使館”。
譚嗣同竟日不出門，待在浏陽會館以待捕者。
等了一天，不見人來。便于第二天（9月22日）造谒日本使館，見梁啟超。譚嗣同将一箧所著詩書辭稿本托付給梁啟超，并勸其東遊：“不有行者，無以圖将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蔔，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其中“聖主”二字，可見梁啟超的“筆尖常帶感情”。在譚嗣同眼裡，“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光緒亦一凡人也，怎會有“以酬聖主”之說？
這兩天裡，譚嗣同又多方活動，與大刀王五等俠士籌謀營救光緒，惜計劃均告落空。
23日，最後一次拯救計劃失敗後，這些俠士以及一些日本友人紛紛勸其東遊。譚嗣同拒絕，強調：“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決心以身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向封建頑固勢力做最後一次反抗，通過自我犧牲，換取整個民族的覺醒，以一腔熱血，徹底洗刷國家之污濁。
24日，譚嗣同在浏陽會館被捕。
在獄中，譚嗣同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這便是譚嗣同那首衆所周知的絕命詩——《獄中題壁》。
此詩内含兩個典故。
張儉，東漢末年高平人，因彈劾宦官侯覽，被反誣結黨營私，他“困迫遁走，望門投止”（困窘潛逃，看見人家就去投奔）。百姓因看重他的聲望品行，都願意冒險接納。
這一句是設想逃亡中的維新志士定會像張儉一樣受到人們的救護；也感歎百姓因收留張儉而遭滿門抄斬，甚至“郡縣為之殘破”，因此表明自己不願意選擇逃亡而給别人添麻煩。
杜根，東漢安帝時任郎中，性格耿直。因上書要求臨朝攝政的鄧太後歸政給安帝，觸怒太後，被命裝入袋中摔死殿上。執法官員因慕其為人而手下留情，運出城外待其蘇醒。太後派人查看，杜根裝死三天，目中生蛆，僥幸逃脫，隐身當酒保。15年後，鄧氏被誅，杜根複官侍禦史。
這一句以杜根借指遭迫害的維新志士，期待他們能再返朝廷，推行新政；也暗含自己不可能倚仗執法者的手下留情而僥幸躲過一死。
“望門投止”的張儉和“忍死須臾”的杜根皆是東漢的名士，剛正不阿，直言上谏，結果慘遭打擊。但是，二人都通過權變的方式，忍辱偷生，以伺時機。
譚嗣同借用這兩位古人的典故，表明自己願意為變法犧牲的高風亮節，但不選擇他們的避難方式，表現出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由此引出後兩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橫刀”指利刃橫架脖頸。至于“去留肝膽兩昆侖”一句，曆來解釋頗多。但大多把“兩昆侖”指為某兩個人：如梁啟超認為指康有為和王五；也有認為是唐才常和王五；或者是昆侖門派的胡七和王五；甚至是“昆侖奴”——譚嗣同的兩個仆人——羅升和胡理臣。
“兩昆侖”的解釋直接取決于詩中的謂語動詞——“去留”的解釋。正因為有“逃”和“留”“死”和“生”等的解釋，才衍生出“兩昆侖”這麼多的實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