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影夜問法華寺
1898年6月11日，《明定國是诏》頒布，維新變法拉開了大幕。
在此之前，侍讀學士徐緻靖先後上奏光緒帝《請定國是疏》和《保薦人才疏》，密陳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和梁啟超五人。此兩疏對戊戌變法的意義不容小觑。
6月12日，光緒下令湖廣總督張之洞和湖南巡撫陳寶箴，速派黃遵憲和譚嗣同北上受職。
譚嗣同因“大病不能行”，拖至7月底方才應诏北上。赴京前夜，夫妻二人燈前夜話，對彈譚嗣同親制的“雷殘琴”與“崩霆琴”。
關于這兩琴的由來，則可追溯至譚嗣同17歲那年。
該年盛夏，譚家宅院高約六丈的梧桐被雷霆劈倒，譚嗣同以梧桐殘幹，制得二架七弦琴，命名為“殘雷”與“崩霆”。琴銘分别是“破天一聲揮大斧，幹斷枝折皮骨腐。縱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嗚咽哀鳴莽終古”和“雷經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無益于桐”。
後來在譚嗣同舍生取義後，“崩霆琴”上留下了他肝膽相照的戰友唐才常的挽聯句：
與我公别幾許時，忽驚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漫赢得去楚孤臣，箫聲嗚咽；近至尊剛廿一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抛四百兆為奴隸，長埋地下，隻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江湖多風波，道路恐不測，譚嗣同北上後，牽腸挂肚的李閏曾對月焚香，祈求遠行的丈夫順利平安：“如有厄運，信女子李閏情願身代。”
譚嗣同經過長沙時，寄書夫人，以“夫人如見”開頭，上雲：“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絕處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當自勉，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惟必須節儉免得人說閑話。”
8月21日，譚嗣同抵京。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楊銳、劉光京上行走，“參預新政”，時稱“軍機四卿”。
四品卿銜和軍機章京，并不顯赫，但光緒在他們的職位上特加“參預新政”四字。參預新政者，相當于唐宋的“參知政事”，實際執行的近乎“宰相之職”。
此後，這四人成為光緒的主要助手，并承擔光緒和康有為聯系之責。
原先，光緒想要大用康有為，卻畏懼西太後，隻能秘密地與康有為聯系，多通過總理衙門書信往來；而設立軍機四卿後，光緒和康有為之間交流更為便捷，改革更為銳意。
此時是否會有這樣一個問号？那個直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的譚嗣同，為何此時會甘心應诏赴京，“為虎作伥”呢？
看着現象似乎确實如此，但如果穿透這層微薄的現象，走進譚嗣同的思想，這個問号便倏忽煙消雲散。
譚嗣同的思想是激進的民主思想，他想走的是虛君共和之路，而實現這一目标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便是權力。而此時光緒有志改革，譚嗣同正将其視為戰友，借此一臂強力，以圖掃除封建頑固。
赴京前夕，譚嗣同曾在摯友唐才常的餞行宴席上口占二句：“三戶亡秦緣敵忾，勳成犁掃兩昆侖。”實已暗藏革命之意。
譚嗣同剛入京的時候，光緒就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隻是太後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随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
譚嗣同不相信光緒的無權和西太後的阻撓，但對光緒變法的決心及對自己的信賴十分感動，深覺實現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
及至後來光緒準備開懋勤殿、設顧問官，竟然還令譚嗣同拟旨，往頤和園向西太後請命。譚嗣同這才感歎道：“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
其實這也是譚嗣同欲借光緒之強權希望的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