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也是譚嗣同欲借光緒之強權希望的破滅。
唐才常後來坦言：“複生雖役身朝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變法維新，實權宜之計耳。
恰如李澤厚《再說西體中用》中所言：“譚嗣同實際上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激進派和文化激進派的源頭和先行者，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前驅。盡管由于時代關系，譚嗣同在政治活動中還從屬于改良派，在思想上還不能直接責罵孔子，但實際上已開始是‘全盤西化’的思想家了。”
雖然戊戌變法代表了新興資産階級的利益，也代表了曆史發展的正确方向，卻為封建頑固勢力尤其是掌權的達官顯貴所不容。
新政诏書到達各省，除湖南外，其他各地督撫幾乎根本就不予貫徹，也不願意讓人民知道有了什麼變化。
直到辛亥革命時，時任江蘇巡撫的程德全終于宣布“參加革命”了，但他也隻是做了一件事：找根竹竿将衙門正堂上的瓦片挑落幾塊，以示“革命必須破壞”。除此之外，再無任何實際舉動。
出于維護自身傳統既得利益的考慮，他們逐漸走向聯合，集中在慈禧等人的周圍。
就在改良派努力推行新法之時，反對變法的頑固勢力也在緊張地活動，為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決定付諸武力：以西太後和榮祿為首的頑固派舊勢力，手中掌握兵權，決定于秋季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罷黜光緒，一舉撲滅新政。
消息傳來，光緒手無寸柄，無所為計，遂召見楊銳，賜衣帶诏：“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
維新志士捧诏恸哭。
當時駐紮京津一帶共有三支武裝部隊，分别由袁世凱、聶士成和董福祥統領。
其中，聶士成和董福祥是榮祿的人，自然毫無希望；袁世凱則久居朝鮮，态度不明，但平時對變法頗顯熱心，還曾支持過康有為的強學會。
這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統領的那支為最強，是一支7000人的新建陸軍，是當時清軍中最強的一支。
情急無奈之下，維新志士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譚嗣同密奏光緒，請結以恩遇。
光緒依其所言，接連兩天召見袁世凱，特授侍郎銜，又明确指示：“爾與榮祿，互掣肘。”
9月18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當時袁世凱的住處，袁世凱很客氣地接待了他。
譚嗣同先以“君謂皇上何如人也”和“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兩個問題試探袁世凱，得其“曠代之聖主也”和“然，固有所聞”的答案後，便直奔主題，出示密诏，說：“如今可以救皇上的，隻有你了，你如果願意救，就請出手。如不願意，那現在就将我綁了送給西太後，那樣，你也可以立功領賞了。”說着，伸出雙手讓對方捆綁。
“你把我袁某當作什麼人了？”袁世凱正色厲聲，“皇上是我們共同的恩主，救護皇上，不僅是你的責任，也是我的責任。你有什麼要我做的，盡管對我說好了。”
譚嗣同見袁世凱如此忠誠激烈，信以為真，和盤托出了他們的計劃。為保險起見，又施了一個激将法：“榮祿是個奸雄，您要對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
袁世凱怒目視曰：“隻要有皇上的命令，殺一個榮祿就像殺一條狗一樣！”
得此圓滿結果後，譚嗣同趕回去向維新志士報告這個喜訊。
而袁世凱則于20日晚趕到天津，向榮祿告了密。榮祿乘當晚的專車抵達北京，下車直奔頤和園，向西太後告發。
第二天（9月21日）淩晨，西太後突然從頤和園擺駕紫禁城，直入光緒寝宮，将其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诏書，再次“臨朝訓政”；緊接着開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謂的“帝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