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年冬，馮順弟生下了一個白胖小子，這便是胡适了。不過那時還不叫“胡适”，而是叫“兒”，是胡傳最小的孩子，順弟唯一的骨肉。
小兒出生後剛滿90天，胡傳就被調往台灣供職。
1893年春，馮順弟抱着小兒去台灣投親，一家子度過了近兩年歡洽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
年過半百的胡傳，常在公務之暇，剪些紅紙方片，端正地書寫上正楷，教年僅二十的馮順弟認字。
在馮順弟認完之後，他倆又一起教剛滿兩歲的小兒認字，父親來教，母親在一旁邊溫習邊助教。
兩年之後離開台灣時，母親已經認了近千字，小兒也認了700多字。
幸福的家庭都有着相似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短暫的幸福，在此後滅頂的不幸之時回憶起來尤其傷痛。
馮順弟帶着兒子回到績溪故居不久，便傳來了胡傳病死廈門的噩耗。
這在胡适幼小的心裡，留下了模糊卻疼痛的最初記憶：“這時候我隻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親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隻仿佛記得這一點凄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
在初嘗一點生活的甜蜜之後，自23歲的妙齡花季至46歲安然撒手前，馮順弟痛苦喪夫，成了寡婦，遭受了作為一個中國婦女最大的不幸！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而這僅僅是厄運的開始。
23年的守寡期間，婆家和娘家接二連三地死去了七個親人：1904年三子胡洪死；1905年父馮金竈死；1909年妹馮玉英死，弟馮誠厚死；1915年長女胡大菊死，長子胡洪駿死；1917年長孫胡思明死。
如果說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有一個默默支持的女人，那麼，胡适背後的女人，便是母親馮順弟。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長而痛苦，她熬了過來：胡适這唯一的骨血是她的支撐。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兒子渺茫不可知的未來。為了骨血的将來，她甘願忍受一切，掙紮着熬過了23年。
兒子的将來應該是怎樣的？她不知道。她隻是希望兒子學他的父親，走他父親的路，“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即出醜）。
她對丈夫近似虔誠的尊崇，逐漸在兒子的心裡樹立起了這尊偶像。
為了兒子的将來，她同時兼任了慈母與嚴父的角色。
她沒有讀過書，卻千方百計地送兒子讀書。
5歲時，胡适開始進入私塾。當時上莊一帶，私塾學金很低，每個學生每年一般隻送兩塊銀元。先生的教法也很簡單，就是讓學生死記硬背，背不好，就拿戒尺伺候。
如此一來，學生逃學便成了家常便飯。
馮順弟的過人之處，在于她給兒子定的目标是“好讀書而必求甚解”：每讀一個字，必要弄懂那個字的意思；每讀一句話，必要理解那句話的意思。
在家境窘迫之下，她依然舍得拿出學金。據胡适回憶：
“我一個人不屬于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别優厚，第一年就送了6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12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
如此一來，先生便對胡适格外優待，認真地為他講書，把一字一句的意思都講得清清楚楚。後來胡适常說，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
13歲時，馮順弟毅然将胡适送往上海求學。徽州人雖然有“十三四歲，往外一丢”的說法，但胡适畢竟是馮順弟朝夕相處唯一的精神慰藉。
馮順弟在送兒子上路時沒有在兒子和衆人面前掉一滴淚。
後來在胡适留學美國的那幾年，家中經濟異常困窘，坐吃山空，隻能靠着變賣首飾過日子。馮順弟與兒子之間，隻能通過代筆書信往來，這期間，馮順弟病重，卻不讓人告知胡适，怕他中斷學業。
而在這個時候，族中另一大家胡守煥因家業敗落，願意将《圖書集成》減價到80元出售——這是胡适一直想得到的一部大書。知兒莫若母，馮順弟毫不猶豫地借錢替兒子買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