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鬼亂中華
1929年，胡适在《新月》上談“人權問題”，甚至大膽宣告，“國民黨是反動的”，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内容，就是對國民黨的締造者、“國父”孫中山的公開批評。
這樣一來，麻煩自然就産生了。《新月》雜志被沒收焚毀，新月社奄奄一息；剛出版不久的《人權論集》遭密令查禁；懲辦、通緝胡适的消息屢見于報紙；胡适向中國公學校董會引咎辭校長一職。
人權運動不成，隻得改弦更張，轉向讨論“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為了避免再惹麻煩，《新月》同人決定先發表一篇“概括的引論”，表明“根本态度”。
于是，便有了胡适的這篇《我們走那條路》，放出了一個“五鬼亂中華”的奇論。
“五鬼”即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内，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産階級也不在内，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産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内，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兩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内，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也就是說，中國之所以壞到如此地步，都是因為這“五大惡魔”鬧的。而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都不是原因，也就不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此論一出，舉國震驚。
梁漱溟當即定論：“輕率大膽，真堪驚詫!”梁漱溟是當初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的“提議人”之一，是贊成胡适“好政府主義”的。
後來，胡适稍加補救，把軍閥勢力連同與國民黨相對立的黨派暴動歸結“擾亂”之中，當作敵人。
如何解決這“五鬼”之亂呢？當然還是胡适那“一步一步地做自覺的改革”的改良主義。
對于這樣的“根本态度”，國民黨蔣介石當然不會再“懲辦”了。而這樣一個論調，卻不偏不倚地合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溫和不退讓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幾個朋友，發起成立“獨立評論”社，創辦了一個專門談政治的周刊《獨立評論》，标榜“獨立精神”。
《獨立評論》創刊時，正是“一·二八”事變上海停戰之後。如何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胡适和《獨立評論》唱的是不抵抗的論調。
1932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方簽訂了妥協和出賣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
胡适公然贊許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态度，贊揚《淞滬停戰協定》。不久，他又發表《論對日外交方針》，主張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項原則，與日方“和平”交涉。
10月，國際聯盟調查團發表關于中日問題的報告書，即“李頓報告書”。
這份報告書反映了“九·一八”事變後西方大國對日本獨霸中國東北的不滿，但除了一些無法歪曲的公論之外，不敢譴責日本的侵略，反而公然鼓吹“滿洲自治”，并且提議由“國際合作”共管，企圖将中國的東北變為西方各大國共同的勢力範圍。
此報告理應遭中國人民的反對，胡适卻撰文高度贊揚：這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稱贊李頓調查團是“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全盤接受了所謂的“滿洲自治”，稱“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
胡适一味主張溫和冷靜，不以武力抵抗，幻想與日本和平交涉、談判，對一切能暫時停止戰争的妥協舉措，他都歡迎擁護，特别寄希望于國際的“調解”與“援助”。
但是，日本帝國主義隻認暴力、不顧世界輿論的行徑，有時也令胡适十分矛盾，覺得對國聯的幻想不切實際，還必須強調民族自救。
但是他根深蒂固的不抵抗主義卻深深地吻合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胡适為何堅持不抵抗、不宣揚戰争呢？從他給一位主戰的青年的回信裡大概可知一二：
“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對于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
胡适有一種近似“婦人之仁”的仁慈，他關注的是每一個個體的人權，在一片鼓吹集體主義的曲調中顯然是一個不合群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