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自由主義
1924年北京政變，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到京後，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問題。
與此同時，竊取了北京政權的段祺瑞卻提出召集“善後會議”，與孫中山的國民會議相對抗。
所謂“善後會議”，其實是軍閥官僚政客們的一個分贓會，遭到全國工農學生及各界進步人士的強烈反對，也引起孫中山先生的極大憤慨。孫先生扶病抵達北京後，決定國民黨不參加“善後會議”，而積極籌備召開國民會議。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發表召集“善後會議”的通電。胡适接到了邀請。
胡适當然知道“善後會議”的性質，許多朋友也勸胡适慎重考慮，不要參與。
但胡适經過幾天的躊躇後，還是決定蹚一蹚這攤渾水。這樣一來，再次掀起了學術文化界批評的浪潮。
女師大風潮
1924年11月，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無理勒令三名學生退學，辱罵向她交涉的學生自治會代表，激起全校公憤。學生自治會通過決議，不承認楊蔭榆為校長，發布《驅楊宣言》，展開了“驅羊運動”。
楊蔭榆是個脾氣古怪的女人。她擔任校長，卻以婆婆自居，把女學生們看作家裡的一群童養媳；依附軍閥政府，心地歹毒，以“寡婦主義”治校，決心把學生陶冶得個個“心如古井，臉若冰霜，失其活潑之青春”。因此，引起廣大學生的不滿。
1925年4月，章士钊擔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7月複刊《甲寅》，一方面提倡尊孔讀經，攻擊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揚言“整頓學風”，支持楊蔭榆鎮壓學生運動。
陳源（西滢）等人看似公正無私，實則偏袒章楊，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辭，拐彎抹角的手法，指責學生把女師大變成了“臭茅廁”，攻擊支持學生的魯迅等人“暗中鼓動，挑剔風潮”。
8月初，楊蔭榆竟召來軍警，包圍學校，勒令學生離校；章士钊則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并派武裝警察強行接收。
于是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北京、上海的學生組織紛紛緻電支持女師大師生的鬥争。
北京大學評議會于8月18日通過了“不承認章士钊為教育總長，拒絕接受章士钊簽署之教育部文件”的決議。
決議公布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适卻表示反對，并與陳源等五人聯名緻書校長，指責評議會“越權自專”，有“抹煞全體教職員同人之嫌”。
周作人、李書華等八人也聯名寫信，支持評議會決議，敦促校長執行。
随即兩派來來回回展開了筆戰，卷入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論争劍拔弩張，互不相讓，雖然各有根據和道理，但胡适等人還是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廣大學生的嚴厲批評。
“比年以來，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擁護複辟餘孽，嘗試善後會議……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賊士钊合作，清室複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先生近來種種舉動，荒謬卑污，長此以往，先生将永為吾全國青年所深惡痛絕。”
唯有昔日勁敵章士钊派對他們深表感激，在《甲寅》周刊上稱贊胡适等人的舉動，“表上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擁護章士钊的《大同晚報》，也稱贊他們是“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而胡适之所以如此，隻因他狠抓“教育獨立”的思想不放。胡适在争論中特别強調“學術獨立”與“政教分離”。如果有老師給學生們出示一張黑紙，上面點了一個白點，那他一定會是那個隻看到白色而不見黑色的學生。
胡适難免以偏概全，卻也是網開三面的包容。
圍繞女師大事件及後來的“三·一八慘案”，《語絲》與《現代評論》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争，尤以魯迅、周作人與陳源的筆戰為激烈。
1926年5月，胡适随“中英庚款訪問團”赴天津訪問，住在旅店，夜間翻讀魯迅的《熱風》，看到《随感錄·四十一》，聯想近來圍繞女師大事件的筆戰，竟“一夜不能好好地睡”。
第二天便給周家兄弟和陳源寫了封言詞懇切的信，一再勸說不要忘記《熱風》裡“學學大海”的那段文字，“讓我們都學學大海”，消除誤解和猜嫌，“向上走”。
沒想到，周家兄弟從此與胡适絕交。而周作人于1929年主動與胡和好。胡适在回應周作人的一封信裡這樣寫道：
“生平對于君家昆弟，隻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
多情的人眼中，人人都是多情的；無情的人眼裡，人人都是無情的。胡适有這樣的自由主義和包容精神，卻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
五鬼亂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