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仍需努力
“好政府”的悲劇
1922年5月7日，秉承警察廳“慎重将事，勿宣傳偏激之言論”的批文旨意，胡适籌創的《努力》周報創刊。這是一個注重談政治的刊物。
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領銜，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16位校長、教授、博士、主任等類人物共同簽署。
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個基本要求：“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治”。
這樣的主張，雖有反對軍閥統治的積極意義，但實質卻是改良——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好人”）組織内閣，實行從歐美搬來的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
曆史總是愛開玩笑的。1922年9月，由于軍閥派系的矛盾，吳佩孚等支持王寵惠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内閣，羅文幹任财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
這三人都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因此，這屆内閣被稱為“好人政府”。
但内閣的實權全被直系軍閥操縱，王寵惠等整天忙碌，卻是在向外國乞讨借款，而用作軍閥内戰的經費，引起人民普遍不滿。
又因為王寵惠傾向于吳佩孚為首的“洛派”，提供其更多的經費，而引起以曹锟為首的“保派”的極大不滿。
11月18日，偏向“保派”的國會議長吳景濂等借羅文幹在簽訂借款合同時貪污，迫使黎元洪下令逮捕，造成轟動一時的“羅案”。
吳佩孚出面幹預，要求釋放；曹锟執意嚴懲，并發電聯合直系的其他軍閥。
吳佩孚陷于孤立，隻得犧牲車馬，與曹锟妥協。
王寵惠等人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好人政府”僅僅維持了73天。
“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義”聲名狼藉，正派人士視之如敝屣，不屑提及。
電話情緣
胡适雖是新文化運動最有力的倡導者之一，但他的确有着一種難以調和的仁慈。如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錢玄同等就十分困惑地認為，胡适“對于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對此不加辯護，卻依然我行我素。
辦《努力》周報以後，他又先後兩次進宮看望已經“遜位”的宣統帝溥儀，即所謂“二進宮”。
根據辛亥革命期間南方革命黨與清廷代表袁世凱達成的協議規定，溥儀退位後，享有八款“清室優待條件”，如仍稱“皇帝”，仍使用宣統年号，仍“暫居宮禁”，由民國供款。幾乎是除了皇帝的權之外，享受所有皇帝的利。
溥儀智識既長，漸以“恢複祖業”為己任，關心時事，勇于接觸新事物（曾讀胡适《嘗試集》），樂于接見天南地北的人物。
一天，溥儀聽洋老師莊士敦講起電話的作用，甚為歡喜，執意要裝，并終于力排衆大臣的勸阻，在養心殿裡裝了第一部電話。
1922年5月17日，溥儀給胡适挂了個電話，約他進宮談談。
5月30日，溥儀派了一個太監去接胡适。那時宮禁仍相當森嚴。
見到溥儀後，胡适“對他行鞠躬禮”，稱他“皇上”，溥儀稱胡适“先生”。
胡适對溥儀的印象是“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17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
他們談了20分鐘，胡适對于溥儀說的某一段話，顯然是動了恻隐，并記錄在日記本上：
“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财産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