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财産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
這次短暫的會晤，在宮内外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風波。
宮裡的王公大臣們聽說皇上私自見了胡适這個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鍋似的背地吵鬧起來了”；宮外報紙紛紛刊載，“胡适請求免拜跪”“胡适為帝者師”……一時滿城風雨。
一個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個曾經鬧過複辟的末代皇帝，還稱其為“皇上”。在記者的筆下，這是一條多麼怪異的新聞！但是在胡适看來，他隻不過是去看望了“一個人”，一個寂寞可憐的人。
“清宮裡這一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胡适為此寫了一首題為《有感》的小詩：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裡的一點生意；
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胡适的思想，有時可以說是一種深受美國影響關注個人的人道主義。但是他的這種人情味兒卻往往在大時代的背景下不得要領，也就不會被看好。
1924年10月，馮玉祥率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解散“豬仔國會”，軟禁了賄選總統曹锟，由黃郛代行國務總理，組成攝政内閣。
11月5日，民國政府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沒收清宮，永遠廢除皇帝尊号，并把溥儀的小朝廷趕出紫禁城，限當天全部搬出。
結束辛亥革命時就該結束的帝制，這樣的舉措，是符合時代潮流而無可非議的。胡适雖然反對帝制，但出于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懷——同情被廢的小皇帝，使得他再度逆流而上：緻書民國政府，提出抗議。
“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緊接着，胡适又親自前往溥儀暫居的北府慰問。他關心溥儀的前程，鼓勵其出洋留學。
胡适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之士了。但與此同時，更多的知識分子卻與胡适劃清了界限，紛紛緻函批評。
對于這些批評，胡适将之視為誣蔑，“字裡行間充滿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氣”。
直到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制造傀儡政權僞滿洲國後，胡适才察覺到形勢的嚴重，認識到他反對把溥儀驅逐出宮的錯誤，表示沉痛的忏悔。
努力的辯證
“五四運動”後不久，胡适對孫中山的《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滿心稱贊；而孫中山也關心和贊許胡适。但是僅僅過了三四年，胡适對孫中山的态度卻發生了出乎意料的驚天逆轉。
1922年6月16日，廣東軍閥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炮轟總統府，欲置孫中山于死地。孫中山僥幸脫險，連夜逃往上海。
這是孫中山一生中遭受的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明槍易躲，家賊難防。辛苦栽培十幾年的部下，竟會如此“陰毒兇狠”，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
“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30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9天之後，胡适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短評，卻稱陳炯明為“模範的新廣東”的功臣，其叛變為“革命”。
此論一出，胡适很快便又成了衆矢之的。
當局者迷。或許當時的胡适并沒有很清晰地認識到未來的走向。但是對于胡适而言，評價一個時間和人物确是“随着時間地點的改變而發生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