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一個少爺
1881年9月25日，魯迅誕生于浙江紹興城内東昌坊的一座新台門裡。住在這台門裡的，除魯迅一家外，還有其他五房近族。
魯迅出生的這一年，上距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為30年，下距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為30年。這正是一個暗流湧動、無聲醞釀着新舊大交替的時刻。
魯迅出生時，他家尚有四五十畝水田和一些店面，而他的祖父此時在京城為官，如此，既有地租和店面的收入，又有朝廷的俸祿，俨然一個豐衣足食的“仕宦之家”。即使祖父的俸祿一文錢也不往家裡彙，憑着地租和店面的收入，家庭開支仍是綽綽有餘。
魯迅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如他所說，“正是一個少爺”。
周家到魯迅這一輩，已是第14代了。魯迅沒能見着這個家族的壯大，卻是親眼見證了這個家族的敗落。這是任誰也不希望發生的，但是事與願違，隻能相信命運另有安排——而事實确是如此。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做過江西金溪縣知事，才高氣盛、脾氣剛直而暴烈，屢抵觸知府，終被參劾。後來，他進京捐了個内閣中書，成了京官。
紹興城内，像周介孚這樣既是翰林，又是京官的人，自然赢得更多尊敬。周家大門上方那塊“欽點翰林”的橫匾，也明白無誤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
魯迅的父親叫周伯宜，比夫人魯瑞小3歲，是一個會稽生員，幾次鄉試皆名落孫山，自然進不得仕途。科舉道路上的大不如意，或是狠狠地挫傷了他的自尊心，終日不苟言笑，脾氣暴躁。
父親不僅繼承了祖父粗暴的脾氣，還在粗暴中摻揉了憂郁和消沉，整日沉浸在洋煙與酒的世界裡，靠發脾氣作為消遣。雖然祖父遠在北京，父親又不敢去親近，孩子們與他們之間并沒有多少交集。但是，祖父和父親的這種品性，還是或多或少地遺傳或感染給孩子們。
魯迅出生時，周介孚正在京城做官，抱孫的喜訊傳到的那刻，恰有一位張姓高官登門拜訪。于是周介孚便樂呵呵地給嬰兒取了乳名叫阿張，學名樟壽，字豫山。
後因“豫山”與“雨傘”字音相近，不甚好聽，就改成了豫才。後來魯迅南京求學時，又被一親戚改名成了“周樹人”。
魯迅天性活潑，沒規沒矩，很是鬧得歡。
那時，魯迅有一位曾祖母，本家稱她為“九太太”，據說這位九太太孤僻任性，當兒子周介孚高中進士，報子敲鑼報喜時，家人都樂開了花，她卻在房裡大哭，嚷着：“拆家者，拆家者！”家人全不理會，可後來周介孚果然是拆家敗業，難逃九太太所料。
在曾孫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尊威嚴的菩薩，從早到晚筆挺地坐在一把紫檀椅上，一動不動，終日無語。
于是，魯迅和弟弟周作人，偏愛拿她老人家尋開心。哥兒倆走到她身邊，撲通一聲裝跌倒，趴在地上。老菩薩終于心疼而說話了，忙叫喚着：“啊呀，阿寶，衣裳弄髒了呀……”
老菩薩一開口，這雙惡作劇的小頑童，快活得蹦跳起來，歡快地跑開去了。
老與少，這輪回之中最為接近的一雙人，一個曆經歲月的清洗，一個未入塵世的紛繁，開着如此天真無邪的玩笑，經曆過後，每每回憶起來，便是“梅花落滿了南山”的景象。
魯迅雖是世家少爺，但瘋狂起來，全沒了少爺的模樣。那時，南方小城鎮的劇場裡，尚有帶原始祭祀性質的舞樂，每當上演大戲、目蓮戲時，不但供神，還要請鬼。其中請鬼的儀式，便是開場戲“起殇”。
魯迅曾扮演過戲場裡的一個小小鬼卒。他和其他孩子一起跳上台去，讓人在臉上塗上幾筆，拿起鋼叉，上馬直奔野外的孤墳，環繞三匝，跳将下馬，大吼一聲，将鋼叉刺進墳墓，然後回到前台，再大吼一聲，将鋼叉擲釘在台闆上。
孩子們請完了鬼便洗臉下台，回家之後，倘若被父母知道，免不了挨一頓竹闆，一是打掉他們身上帶着的鬼氣；二是慶幸他們沒從馬背上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