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世人的真面目
1893年3月，79歲的“老菩薩”曾祖母過世，周介孚“丁憂”，從北京回到了紹興。
和他一同回來的，是一個同他小女兒一般大的姨太太，還有一場即将出現的大災禍。
久别叙舊的幾日之後，周介孚那一家之主的粗暴作風又肆無忌憚地發揮出來了。這年，魯迅13歲，周作人8歲，周建人4歲。
這年是浙江舉行鄉試的一年，而主考官殷如璋恰是周介孚的同年舊識。親族中便有人認為這是一個讓子弟出人頭地的好機會，于是，招集幾個有錢的秀才，湊齊了一萬兩銀子，寫成錢莊的期票，請周介孚出面送給主考官，買通關節。
當時的科舉考試，行賄打點關節，已是不成秘密的風氣，但即使秘密已經公開，具體操作起來仍是需要掩人耳目。
周介孚承允此事後，便專程趕往蘇州，派跟班往主考官殷如璋家送去了一封裝有期票的信。
那天恰巧副考官也在場，殷如璋接到信後，知道其中奧妙，便将信擱在了茶幾上，并不急着拆看。副考官卻侃侃而談，遲遲沒有離開的意思。
送信的跟班等在門外實在等急了，叫嚷起來：“收了錢為什麼不給回條啊？”
這一聲叫嚷，算是把一層玻璃紙給捅破了。在副考官的面前，殷如璋嚴肅地展開了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嚴厲地宣告了其中的關節。
很快，周介孚便作為案犯，被送往了蘇州府衙，而後被押往浙江。科場舞弊案在清朝曆來是重罪，所幸清朝末年，對這種案件的處理強度也如強弩之末，有所緩和了。
周介孚一案由浙江審理後，呈報刑部，請旨處分，被光緒皇帝欽定為“斬監候”。
所謂“斬監候”，又稱“斬候決”，将判處斬刑的犯人暫時監禁，候秋審後再決定是否執行，這一制度即是現在的死緩。
監禁在牢，每個秋天都是家人提心吊膽的季節，因為周介孚随時有被秋後問斬的威脅，家人為此不得不每年花一大筆錢去通融。不過，光緒最終沒有問斬周介孚，周介孚因此坐了八個年頭的牢，終得赦免，而家人也足足擔心了八年，足足通融了八年，幾乎将最後一點元氣也給通融掉了。
這場大變故，對于魯迅一家而言可謂是天翻地覆的災禍。從此，周家如一艘破敗的大船，飄搖在困苦無邊的苦海。
魯迅重重地從斑斓的天上掉到了泥濘的地下，他實在是看清了“世人的面目”。
祖父處于危險的境地，一家人為了回避株連的威脅，不得不離開縣城，到親戚家避難。
親戚家去的次數絕非一兩次，而這次以一個逃難者的形象再次前往，卻是有了很多從未有過的印象。以前的笑臉、友好、田園式溫情，全跑沒影了，隻剩一副冰冷無情的皮囊；以前巴結、恭維、圍在他耳邊說着甜言蜜語的那些人，竟都挺直了腰闆取笑他為“乞食者”。
曾經的少爺，如今的乞食者，唯有這天淵之别的落魄動蕩，才足以落落大方地走出一個萬丈光芒的藝術大家。——這樣的想法還太遙遠，現在的魯迅滿眼失望，敏感的心被刺激得陣痛，他唯一渴求的，便是離開這裡，決心回家。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行又遇打頭風。周介孚入獄不久，父親周伯宜在滅頂的絕望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突然吐血，嚴重得一病不起。此後，家境真是不堪設想了，“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
此後兩年多，魯迅“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裡”，從質鋪裡比他高一倍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藥店，從和他一樣高的櫃台上取下給父親的藥。
這種躲不開的侮辱，深深的刺進了魯迅幼小而敏感的心裡，留下了永難痊愈的傷痕，“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盡管買了兩年的藥，但問到父親究竟得了什麼病，竟沒有一個醫生講得上來。而庸醫的庸治，不但沒能妙手回春，反而更加速了父親的病故。
父親起初吐血嚴重，家人根據醫生“醫者意也”的說法，趕緊研墨給他喝，據說黑色可以沖掉紅色。
後來，父親的水腫也厲害起來了。家人萬分着急之下，改請了當時的名醫。診費堪比天價，藥引更是奇葩。其中，開過的最平常的一味藥引是“蟋蟀一對”，但是這對蟋蟀卻是“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
魯迅兄弟倆為了找到這種藥引，幾乎是把“百草園”的菜地裡的土塊翻了個遍。
經過名醫兩年來各種稀奇古怪的擺弄，父親周伯宜終于是安枕無憂地安息在了病床上。魯迅站立床邊，目睹着父親生命之燈逐漸熄滅，一陣揪心的傷痛漫延，忽而又一股忿恨湧起，交纏進了這永恒的精神折磨。
——這便促使了他後來在日本選擇學醫，“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這年，魯迅16歲。
家裡的四五十畝水田和仕宦的積蓄，大部分跟着祖父關進了濕暗的牢獄，被通融進了官場的口袋；餘下的跟着父親的病體葬進了凄慘的墳地。留給16歲的魯迅和他的兄弟母親的，隻剩了厚重的貧苦和濃重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