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呐喊
1926年，疲于鬥争的魯迅，應林語堂之邀，攜女師大學生、後來的妻子許廣平，走出了血腥的北京，投往了荒涼的廈門。在廈門大學，他擔任國文系的教授，開設了“中國文學史”課程，講義後來被整理為《漢文學史綱要》出版。
1927年1月，許廣平以一封熱烈的表白信向魯迅傾訴衷腸，從此兩人正式确立了關系。
15日，魯迅帶着她離開了廈門，前往廣州，任中山大學國文系主任，兼教務長。
魯迅初到廣州時，深得青年們的歡迎，蜂擁着趕去聽他的演講。
魯迅的話語極其振奮，但他畢竟是一個傷透了心的過來人，言辭之間總有遮掩不住的陰郁流露——對于青年人，他到底也是失望的，惱恨着“廣州的青年把革命遊戲化”。
明明因為了解了青年的徒有狂熱激進而失望，魯迅卻偏要以針鋒相對的激勵言辭幻想着點醒狂熱激進的青年，結果不但沒有點醒，反而不受待見了。
魯迅到廣州不到一個月，報上就出現了《魯迅先生往哪裡躲》的批判文章，更有人以近于無理的态度對其責問，廣州的文學界甚至開始抨擊他“落伍”，聲稱像《阿q正傳》那樣的作品已無資格再自稱是革命的文學了。
風風雨雨，魯迅早已不再相信當初堅信的“進化論”思想，什麼“将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年”！面對幼稚無知的青年，他已經倦于辯解了。
而在中山大學内部，魯迅也得不到多大的寬慰。教員多為國民黨要人，魯迅與其甚少交情，唯一的舊識傅斯年，卻又那樣熱衷權力，叫他失望。當傅斯年将顧颉剛聘為中大教授時，魯迅以“他來，我就走”的決絕，毅然一走了之。
随後而來的“四·一五”大搜捕，更叫魯迅目瞪口呆，他對國民黨僅存的一點好感，倏忽灰飛煙滅。
北有段褀瑞殘忍屠殺請願學生，南遇國民黨大規模地殺戮往日盟友，偌大的一個中國，竟就逃不脫這樣一個慘劇？而尤使他震驚的，是殺戮者中竟夾雜着青年人，甚至包括戴着眼鏡的大學生：投書告密，助官抓人，幹得真是起勁！——北京青年的冷漠和健忘已叫他目不忍視了，廣州青年的狂熱和兇惡……
——曆經滄桑多少事，都付一聲苦笑中。暗自一聲苦笑，實在包含了“無話可說”的糊塗。
風浪剛過，魯迅便同許廣平，登船離開了廣州這塊是非之地。
是非之地，又豈止廣州如此？神州大地，遍地是非，逃也逃不出。
到了上海，魯迅就大病了一場。這場病，實在有些長……縱使病愈後，肺結核與肋膜炎依然苦苦糾纏于他。
而盡管受病魔糾纏，魯迅卻是更加不愛身體地進入了徹夜創作的戰鬥階段：熬夜錄碑、縱酒、拼命寫作，通常隻是和衣睡上兩三小時。
已過知天命之年，魯迅似乎自覺臨近了人生之路的盡頭，車到崖前，能珍惜的隻有再回首，看看來時走過的路。
1936年初，魯迅肺病複發；5月中旬，一度瀕危。2月到4月，魯迅仍在繼續地寫：《我的乃器、鄒韬奮等分别做了墓前緻詞。之後，王造時、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代表上海民衆，為魯迅獻旗——白底黑字，沈鈞儒手書，“民族魂”——覆蓋于靈柩之上。
對于葬禮的極盡哀榮，對于死後“民族魂”“民族英雄”的稱号，對于百年不倒的大先生的殊榮……魯迅都不會知道。有那麼多愛過他的人又恨了他，恨過他的人又愛了他，對于這些，魯迅一意孤行，在生命的最後一段行程，抛下了這樣的話：
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别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别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