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許知。
二十年前，我是縣裡的高考狀元，卻“落榜”了。
我一個人去北京，從每月八百塊的助教幹起，成了年薪百萬的金牌講師。
我嫁給一個北京土著，生了兒子，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
直到“雙減”政策下來，我的事業一夜清零。
丈夫勸我當全職主婦，他說：“我養你，别折騰了。”
我笑了笑，提着箱子，帶着兒子回了老家。
在家鄉的重點中學，我看見優秀教師宣傳欄上，貼着一張熟悉又陌生的臉。
照片下的名字，也是許知。
她頂着我的名字，我的分數，過上了本該屬于我的人生。
她的父親，是這裡的副縣長。
所有人都勸我算了，胳膊擰不過大腿。
這時，一個電話打了進來。
是北京那位我曾拒絕過的學生家長，他說：“許老師，需要幫忙嗎？我家老爺子，以前在教育部工作。”
我的複仇，開始了。
這一次，我不教書，隻教他們做人。
1北京的風，吹不到家裡
“雙減”的文件，是上周下來的。
今天，是我工作的機構正式關停的日子。
我回到家，兒子方念在客廳玩樂高，保姆張姨在廚房做飯。
一切都和往常一樣。
方建國坐在沙發上，沒看我，眼睛盯着電視裡的财經新聞。
他開口了。
“都辦完了？”
“嗯。”我換鞋，把包放在玄關櫃上。
“遣散費給了多少？”
“按n+1給的，還行。”
“還行？”他終于轉過頭，電視的聲音不大，但他的聲音很清晰，“許知，你們整個行業都沒了，你跟我說還行？”
我沒說話，走進廚房，從冰箱裡拿了瓶水。
擰開，喝了一口。
冰水順着喉嚨下去，壓住了心裡那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