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商賈則跑來跑去，又無實際生産，總是将左手買的右手倒賣，他們投機的逐利行為，甚至會引發物價的波動，對穩定十分不利。
所以在商鞅為秦孝公規劃的藍圖裡，商賈，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其政治作用，和二戰時的德國猶太人差不多……
在秦國，商賈被課以重稅，并按照人口的數目（包括家中奴仆）分攤徭役，每逢戰争爆發，市籍和贅婿，是最先被征發的人群，被拖到前線做炮灰。
為商賈劃定市籍和專門的居住區域，讓他們穿白衣作為标志，不經允許不得外出，嚴禁衣絲乘車，子孫不得為官吏，地位隻比刑徒奴隸高一點。
大秦立國的基礎，農民和軍功地主們，頓時就覺得舒服了。
農民指着那些卑賤的商賈對子弟說，切勿為賈，與彼輩相比，吾等還有何不能滿足？他們的出路，便隻剩下作戰種地。
軍功地主則享受政治、經濟上的利好，再沒有無尺寸之功卻家累百金的暴發戶在眼前晃蕩惹他們心煩。
唯獨商人，政治地位被踩到泥巴裡，經濟地位則根本體現不出來。
那麼問題來了，還做商賈幹嘛？于是秦人除非真活不下去了，否則，甯可被官府分配給人做雇農，也好過為賈啊！
商鞅洞悉人性，他成功了，自此利出一孔。
除了讨得秦始皇帝歡心，得到政治豁免的烏氏裸、寡婦清外，秦國再無大賈，販夫販婦更卑微不已。
而在國家層面，商鞅做得最絕的事，是嚴格實行官府專營，糧、酒、鹽、鐵、銅，隻要是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由官府包辦。在關東各國，被封君、巨賈從中截取的利益，在秦國卻源源不斷流入官府的肚子裡。
吃完農業租稅，繼續吃專營紅利，六國官府空有膏腴之地卻仍由蛀蟲泛濫，饑腸辘辘時，秦國體魄卻日益健壯，最終吊打了六國。
這是制度的勝利，是法家的勝利，也是重農主義的勝利！
不過話說回來，重農抑商，後世總是口誅筆伐，好像這就毀了中國文明，讓中國錯過了“資本主義”一樣，卻鮮少有人真正想過，為何要這樣。
重農是永遠沒錯的，抑商也絕非錯誤，而是在特殊年代裡，不得不施行的措施。
如今，坐上這“執一以為天下牧”的位置後，黑夫看得更加明白了，對官府而言，有三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
1.官府運轉需要巨額的财政開支，光靠農業稅根本不夠，如果不執行國有專營制度，請問錢從哪裡來？
2.一旦遇到戰争、災荒等急需用錢，國庫卻空空如也，怎麼辦？
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壓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勢力膨脹起兵造反，怎麼辦？
這是後世難住了中國兩千年的“桑弘羊陷阱”，也是眼下少府、治粟内史達成的共識，也是黑夫必須繼承的國策，牢牢把住國家的經濟命脈……
“但這種大政府包辦，真的能百利而無一害？真的能在這交通信息落後的時代嚴格執行麼？”
大秦是富強了，一統了，但民衆生活沒有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更好。
先前在關中被掩蓋的問題，随着秦吏空降到關東各地，也一一出現：
關東不适應秦地經濟政策，水土不服，官營很難推行，各地的大工商業主無利可圖後，鹽、鐵的開采效率漸漸低下，而官營工坊生産的東西價格昂貴，因為監管的缺失，質量也不見得多好，十年間，關東地區的鹽鐵産業凋敝堕落。
沒有競争的市場，終将死氣沉沉，難有創新。
而原本作為調節谷價的各地糧倉強行收購的行為，反過來又造成了與民争利。
更有甚者，專營制度豢養了權貴經濟，形成了以專營為名、攫取私利的特權集團。
還有一個麻煩是，設立一個專營的鹽鐵礦場，需要官吏吧？開采、運輸、販賣各個環節都由政府的供銷社包辦，也需要小吏吧？關中還好，關東地區，這中間上下其手在所難免，人為損耗和行政經費極大。
這是秦始皇帝一統後，少府遇到的諸多問題。
張蒼和蕭何方才批判了關東巨賈，眼下又批判起專營的弊端來，針針見血，不留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