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燦與阿欣站在書籍前面，小心的翻動書頁，同時還需要小心的在軟塌塌的部位，塗抹上高純度酒精——酒精能殺死黴菌孢子，同時還不留水漬。
盧燦還得随時處理突發情況——發現大面積黴變需要第一時間處理。
一旦發現黴變，需要分解，拆書、洗書，至于後續的調漿、去泡、托裱、濕補、加固等工藝，需要等專業技術人員來實施。
整整忙碌一上午，當李林燦與華輝邶匆匆趕到時，被眼前一摞摞的接受風吹的古籍驚呆了——密室中，各類古籍經書一共四千一百七十二本；卷軸字畫書帖一共三十一幅；手把件、文玩、玉器、毛筆、硯台等雜項一共六十五件。
最有意思的是，還有兩本署名“henry（亨利）”的“英文作業本”——溥儀的英文名稱就是亨利。
溥儀的英文娟秀漂亮，相當漂亮，其作業完成的很認真。
還真不要小瞧末代皇帝！
他很小就熟練掌握蒙滿藏漢四種文字，年輕時跟莊士敦學英文，後又學日文，四十歲後學俄文，其日語俄語交流無壓力。
他最擅長的外語，還是英文。
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對面英文質詢對答如流，同聲翻譯都不需要，可見聽力和口語多厲害，溥儀甚至能夠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據說和皇後婉容都可以用英文書信。
過大學四六級的同學，應該還達不到這樣的水平吧？
莊士敦所藏古籍類，以文瀾閣所藏四庫全書最多，計一千九百二十一冊，絕對是一大收獲！拿着目錄冊的李林燦，手直抖個不停，嘴中不停念叨，“好！好！”
擁有如此數目四庫全書的虎園博物館，一舉成為内陸及台島之外，第三大四庫全書收藏博物館！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兩套書籍非常珍貴——清代史學家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三十六卷；清雍正五年，内務府再版的南北朝史學家、學者徐廣的《史記音義》十二卷。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更是皇家子弟必讀的科目，甚至皇帝本人都需要經常翻閱。
這些皇室子弟不僅要熟讀《史記》，還需要了解《史記》的輔助注釋和察疑補阙文書，這兩套書籍，都是屬于《史記》的察疑補阙類文卷。
先說說徐廣的《史記音義》。
徐廣出自東晉江南大士族徐家，其祖父為三國末期名士徐澄之；其父親徐藻，官至都水使者（察看天下山川水文的官員）；哥哥是晉孝武帝司馬曜的老師徐邈，屬明經博士，學問深厚；徐廣的侄子比徐廣小一歲，太常博士，同樣很有學問。
徐家可謂家學深厚，徐廣本人同樣成就非凡，他所著的《晉書》四十五卷被譽為“22家晉史書第一”，可惜的是，徐廣編撰的《晉書》在五代時期散佚。
《史記音義》是徐廣對《史記》一書中的斷句、生僻字讀音，某些存疑語句進行校正的工具書，一共有十二卷。
眼前這套是雍正年間，内務府重新刊印的宮本，保存完整，很有史學研究價值——盧燦此時還不知道，眼前這套《史記音義》是目前世上發現的唯一一套！
等李林燦介紹時，盧燦心底樂開了花——這價值就海了去了！
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同樣非常有價值。
梁玉繩，字晖北，号谏庵，錢塘人，同樣出自儒家大宗。其祖父是乾隆朝大學士梁詩正，叔叔是嘉慶帝的侍講學士梁山舟。梁玉繩一輩子就研究兩本史料，《史記》《漢書》。
《史記志疑》可謂他的畢生力作。
《錢塘人物志》對他有描述：“……采舊說，博搜名儒所論，兼下已意，從事幾二十年，作《史記志疑》三十六卷。俱摘取正文，分條詳考，據經傳以駁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有差訛，注近附會，一一析而辨之；甄綜探讨，實事求是，乃成！”
正因為他的專注，使得《史記志疑》出版刊印之後，立即被選做宮本，以供清朝皇親國戚們閱讀。
後世的《史記》解讀，基本都會采用梁玉繩的版本。
莊士敦所藏的《史記志疑》宮本，其權威性較民版本更高，值得珍藏！
除去這些，其它的藏書也頗有價值，種類頗雜，道藏、佛經、儒家經典、醫書、占蔔、星象、戲曲折子等等，應有盡有，需要逐一分類研究。
莊士敦不是漢學家嗎？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雜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