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寫奏本的風格還是一如既往，比較的直來直去。寫的理由就是，在鄭熹家吃飯的時候認識鄭奕，那天鄭奕家火燒得有點大，老遠就看到了，看到了就去表示慰問了。
奏本一交，她就向鄭熹要假回家休息。鄭熹道：“怎麼誰說你兩句，你就要回家去？正事還幹不幹了？老實幹事去！”
他也氣上了。段琳回來才幾天呢？這就有人拿“他的”大理寺開刀了？他一面也上本，要求禦史拿出證據，一面安排人給段家人找麻煩。他覺得自己被下了面子，跟祝纓說得好好的，要給她升職，職沒升，彈劾先挨上了，還跟鄭奕有關。明眼一看這是一箭雙雕，一是把祝纓給幹掉，再是把鄭家給拖下水。可恨竟不敢直接沖着他來。
手下被針對了，上司是極沒面子的。
祝纓的情緒卻是相當的穩定，罵，她挨得多了，隻是“谄媚”？那也不算什麼，她也不是讀聖賢書長大的。她真正谄媚的時候别人是沒見過呢，神棍混飯吃的時候，什麼好話沒說過？
她照舊處理着各種公文，又複核各地的案件。男監裡一個梅獄卒的母親病逝，她還給批了假、批了大理寺的喪葬補貼。
大理寺的人見她這樣，又看鄭熹也替下屬出頭，都覺得安心。哪知這份安心沒有兩天，段智又上表，請求查一查大理寺的賬目。理由十分的正當，既然是坦坦蕩蕩，那就查一查，這樣也好洗去嫌疑，給祝纓正名。
鄭熹的臉當時就拉了下來。他不怕查賬，祝纓自己就會做賬，他還有個邵書新給參謀，大理寺自己養的吏員裡也有專職的賬房，他們都不是吃素的。但是段智這個老東西一開口就想要查大理寺的賬，他以為他是誰？
原來在這兒等着我呢？
堂堂大理寺，怎麼能夠随便一個人、因為一車炭就查它所有的賬呢？
但是如果不讓查，就仿佛又是“做賊心虛”了。
鄭熹便當朝質問起來：“可有證據？總不能先安罪名再去生造證據吧？”
當時上奏的禦史竟是個耿直的年輕人，官職雖低，到了朝上卻絲毫不懼，道：“是鄭衍親口說的！某日某地與某某、某某某同飲，席間又有歌姬若幹……”
鄭熹也沒料到會問出這樣一個結果來：“鄭衍？”
“正是！”
………………
鄭衍是鄭奕的親哥哥。鄭奕家還沒有分家，他們家兄弟四個都跟父母住，鄭衍已然婚育，雖是長子卻是比較平庸的一個人。
年前大火，鄭奕家損失不太大，但房子不能就這麼破損着，除了被燒沒了的地方，住得久了的府邸有些房子舊了、小了、樣式不新了，就趁着這個機會重新翻蓋一下。家裡人口繁衍也比自家才住進來的時候多了，還得重新設計、加蓋。
家裡重新動工程，鄭奕起了很大的作用。祝纓給他介紹了極實幹的傅龍，又有幾乎全套的匠人，連材料商人都是熟門熟路的。商人們跟祝纓那兒賺得少，在鄭奕這兒賺得就多。不過有祝纓夾在中間，他們也沒有很坑鄭奕。鄭奕跟親戚朋友家的工程一比，工也實在、料也實在，在家裡誇祝纓是個實在人。
家裡有弟弟忙，鄭衍就輕松了。他倒是看得開，也不覺得弟弟搶了自己的風頭、自己受到了冒犯，他跟朋友喝酒時還誇他弟。誇弟弟就順口說到了祝纓。男人喝了酒再吹牛就沒有邊兒了，明明是幫忙介紹，就能說“派了人來給我弟使”“當天就拉了材料來”“是送的”。
朋友取笑時，鄭衍還要力證自己所言非虛：“他本就是大理寺的人，是我家七郎的手下，現管着大理寺的庶務……”
有理有據，邏輯自洽，且非常非常地符合現在的人情世故，各處哪兒沒點這種事情呢？
不合傳到了一個年輕的禦史的耳朵裡。這位禦史根本就不是段家的人，人家隻是見不得這麼嚣張大膽的損公肥私的事情！
祝纓是大理寺的官員，事情是鄭衍一張破嘴說出來的，禦史隻是履行職責。段智落井下石怎麼了？不這麼幹才奇怪呢！
政事堂也不袒護，大理寺要避嫌，皇帝道：“着禦史台查明。”
好在祝纓還不是“犯官”，隻是個嫌犯，不用收押抄家拿證據。她與胡琏辦好交割，結結實實給放了個假，歸期，待定。
回到家裡，張仙姑、祝大、花姐都一臉的焦急，杜大姐已然哭了一回。曹昌對他們說：“經手這麼多的事情，也沒見從大理寺裡朝家拿什麼東西，怎麼就、怎麼就……”
張仙姑、祝大開始罵禦史，花姐心裡把段家祖宗八代都罵了。
隻有祝纓很淡定地說：“不用幹活還有錢拿，哪裡有這樣的好事？”
祝大問道：“你不找鄭大理說說？這不是替他幹事麼？”
祝纓道：“這裡頭有他什麼事兒？我也沒替他幹什麼事兒。沒事的，杜大姐，今晚咱們吃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