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沒權力替女兒拒絕。”她強硬地将票塞進我的口袋，踩着高跟鞋轉身離開。
看着她的背影，我的腦海中浮現出我們曾經相處的種種。
我們熱烈地相擁過，但終究還是走散了。
我不知道薄文宣對她有幾分真心，但可以預見的是，薄文宣接近她的目的絕對不純。
我隻希望，真相大白那天，她不要後悔。
思緒紛亂間，我的手機一震，一條短信彈了出來。
5
給我證據的是女兒的閨蜜，她幫女兒出過幾次頭，也沒有幸免于難。
但她比女兒大膽，她将事情告訴了父母，也報告了老師，以為事情就可以得到解決。
可是沒有，老師說他們會處理，卻遲遲沒有任何行動；父母去了一趟學校，回來給她轉了學，讓她以後不要多管閑事。
她眼見着父母因為她飽受折磨，不敢再輕舉妄動。
直到上次通話，她聽說我是警察，心中才又重新冉起了火苗。
她手裡有偷偷拍攝的視頻，這個，足以成為起訴薄磊的證據。
我提起了訴訟，開庭審理前，法院組織調解，但我拒絕調解。
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經濟補償，我隻想要他們付出應有的代價。
等待開庭的日子，我收到了不少警告。
我知道來自于誰，也知道薄文宣用這些下三濫的手段，正是因為他怕了。
他知道自己兒子是什麼德性，鬧上法庭沒有勝算，對“春花秋月”也百無一利，所以才虛張聲勢。
我沒有理會家門口莫名其妙的死老鼠，更沒有将接連不斷的騷擾電話放在心上。
女兒從重症監護室出來了，她的手機打開了。
割腕前，女兒收到了薄磊的消息。
意味不明的話語，卻暗含着女兒悲慘的命運。
我深吸一口氣，将聊天記錄拷貝了一份，同樣作為證據。
我正在病房整理證據之餘，精神科的醫生找到我，說希望給女兒做個心理測評。
測評結果在意料之中，但看到“重度抑郁”那一刻我還是有一瞬間的難以接受。
曾經洋溢在女兒臉上的明媚笑容似乎還在我面前盤旋，怎麼就重度抑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