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歲的埃德蒙死于麻疹。4個孩子的死亡，幾乎使克拉拉難以忍受，而小阿洛伊斯已離家出走，能繼承姓氏的孩子就隻有阿道夫一人了。雖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學學業，家庭的悲劇卻又加劇了父子之間的沖突。阿洛伊斯的要求是讓孩子走他的路，并常用自己當公仆的切身體會來啟發兒子。兒子呢，是一心想當畫家，暫時将其革命計劃深埋心中。在未與父親争論的情況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學計劃。阿道夫既可進預科學校（是大學預科，重點在對學生進行古典教育），也可進技工學校（着重進行科技教育）。講究實際的阿洛伊斯選了後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為這種學校裡也有繪畫課。
離家最近的技工學校在林嗣。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綠色的軟背包，首次出發了。由于路途長，有3英裡多，他邊走邊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橫卧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對一個生長在農村和小鎮上的孩子來說，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遠處，在高地上，聳立着舉世聞名的昆伯堡，據說《尼伯龍根之歌》就是在那裡創作出來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樓。他沿着陡峭的山坡，彎曲的道路，走進位于市中心的技工學校。學校是座四層樓的建築物，很黑，坐落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辦公樓，而不是一所學校。
從一開始，阿道夫的成績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領袖，不再是最聰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圍的環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學都瞧不起郊區農村來的學生；他在較小的學校裡所得到的關注和重視，在這樣一個大型的學校裡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學的合照中，他還是站在頂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見了，代替他的是一個愁眉苦臉的失神的年輕人。
慢慢地，他變得羞怯和沉默，對功課越來越失去興趣。“我想，我父親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學校無所進步，就會讓我去實現我的夢想，不管他喜歡還是不喜歡。”希特勒對其因算術和自然、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級在《我的奮鬥》裡作的這一解釋，既可說是個借口，也可說是個理由。诽謗他的人就認為那是因為他天生懶惰，但同樣也可能是其對父親進行報複的一種方式，是感情用事問題，或者僅是因為對不合口味的課程不肯下功夫所緻。
次年，阿道夫改變了戰術，成績大有長進。因年紀比同學們大，他又成了領袖。“我們都喜歡他，上課時玩耍時都喜歡他。”約瑟夫·凱普林格說，“他有‘神’。他頭腦并不發熱，比許多人都通情達理。他表現出一種性格的兩個極端，很難統一。他是個安靜的‘狂熱者’。”
放學後，因為阿道夫已有了自己的小團體，大家便在他的領導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與印第安人”。休息時，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給同學們講布爾戰争，還把他畫的布爾勇士給他們傳閱，甚至還說他想加入布爾人的隊伍。這次戰争，在年輕的希特勒心裡，喚起了對德國愛國主義的向往。這種感情是大多數男孩子所共有的。“對我們來說，俾斯麥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凱普林格回憶說，“贊揚俾斯麥的歌曲，以及許多同類性質的歌曲都是禁唱的（系海頓所作之奧地利國歌，與德國的流行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之主題相同。在奧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國的抒情歌曲，私下裡彼此問候均是德國的‘萬歲！’）。保存一張俾斯麥的畫都是犯罪。雖然私下裡老師們覺得我們這些孩子都是對的。但是，誰要是唱這些歌曲或動搖我們對奧地利的忠貞，我們就會受到老師的嚴厲懲罰。”
出于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認真地接受日耳曼主義。這或許是為了背叛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是哈布斯堡政權的忠實支持者。一次，凱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着陡峭的卡普津納大街走去。到了山頂，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腳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國人），”他直言不諱地說，“你的頭發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驕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頭發（據凱普林格說）是淡棕色的。
此時，德國神話中的英雄人物業已令他着迷。年方12歲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劇院觀看瓦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該劇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劇本身的音樂，“立刻使他入迷”。劇中激動人心的台詞——例如亨利王對武士說的那段話——首次喚醒了他内心對種族和民族主義感情的沖動：
讓帝國之敵立刻出現，
我們準備好短兵相見。
從東部沙漠到平原，
敵不敢蠢動分毫。
德國地靠德國刀，
帝國威力不動搖！
這一次，他成功地結束了學業，課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績和勤奮程度還得了“良”和“優”。然而到二年級，他幾乎從學期一開始便趕不上，數學再次不及格，勤奮程度也降為“中”。到聖誕假期結束時，家禍掩蓋了他在學校裡的危機。
1903年1月3日，與往常一樣，阿洛伊斯一早便離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樓。他剛在桌旁坐定，便說身體不舒服。片刻後，他便與世長辭——死于胸膜出血。
兩天後，他便在離希特勒家不遠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鑲的是這位前海關官員的橢圓形的遺像——目光堅定地望向遠方。林嗣《每日郵報》稱頌死者的訃聞中說：“他偶爾發出的鋒利的言辭，并不能抹殺其隐藏在粗魯外表下的熱心。他曆來是法律與秩序的得力維護者，他見識廣博，對事物之見解，曆屬權威。”
與人們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遺留給家人的并不是貧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時，他領取的養老金是2420克朗。這個數字比一個小學校長所領到的要高。他的遺孀所得的，除半數養老金外，外加約等于年養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貼，一次付清。此外，每個孩子每年可領到240克朗，直到“滿24歲，或得以自立，視何種情況為先”時止。
小屋裡最大的變化是緊張氣氛消失了。當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獨裁的陰影已一去不複回。快滿14歲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關于兒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執行丈夫的遺訓，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說，這對阿道夫的夢想，并沒有什麼威懾力量。不管誰何時問他将來幹什麼，他的回答總是一樣：“偉大的畫家。”
為了避免每天長途跋涉，在春季學期開始時，阿道夫獲準在林嗣寄宿。這樣，母親僅有的一點微弱影響也縮小了。在林嗣，他與其他5個孩子一起寄宿在一個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裡。在這裡，他變得彬彬有禮，不隻是對房東老太太，就是對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環境的變化雖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績，卻也給了他較多的繪畫和讀書的時間。據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間用功，耗去的蠟燭無數。一次，她發現他彎着腰看地圖，還用有色鉛筆在畫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麼名堂呀？”她問。他簡短地答道：“研究地圖。”
散漫的學年結束了，阿道夫的數學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補考及格，否則阿道夫要留級一年。這給家庭帶來了暫時的陰影，不過，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請，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車前往鄉下時，帶有兩隻老式大木箱，裡面盛滿了衣服和盤子。到威特拉火車站迎接他們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東·施密特——他用牛車将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這個小村。這是個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做伴，又獲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脫了田間的操作，偶爾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們一同玩耍。一次，他給他們糊了個風筝，“尾巴長長的，五顔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紙糊的”，放起來，“飄在空中，漂亮極了”。然而，他花在讀書和畫畫上的時間更多。這兩項追求業已表明，他是個與衆不同的少年：他甯願在自己的夢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待在孩子們的屋裡。“每在此時，”表妹瑪麗亞·施密特回憶說，“他便在室内來回踱步，或在那裡畫個不停。若是受到打擾，他便生氣。他把我推出門外。我要是在外邊哭，他就叫他母親給我一點兒糖或什麼的。我們常拿阿道夫·希特勒尋開心。他在裡邊，我們就往窗戶上扔東西，這時他就會跑出來追趕我們。”
回到裡昂丁後不久，家裡又發生了變化。“生性快活、善于享受人生樂趣、愛笑”的安吉拉與林嗣城裡的稅務員裡奧·拉波爾結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歡裡奧，說他又喝酒又賭博，但是，他之所以反對新婚的姐夫，更有可能是因為姐夫完全不同意他把畫畫當作職業。
阿道夫數學補考是及格了，但還在為升三年級做準備工作。對他，最困難的課程是法語。事隔多年後，他還對學法語進行譴責，說“完全是浪費時間”。法語老師休谟教授對于年輕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确有天才，但面太窄，”他回憶說，“他缺乏自我修養，是個有名的好鬥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顯然，他功課趕不上。另外，他也很懶，否則，憑他的天分，成績會好得多。在繪畫方面，他的風格是流暢的；科學課程他也學得不錯。但是，他對艱苦工作的熱情頃刻便煙消雲散了。”休谟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師和班級顧問，所以，他對阿道夫的興趣絕非一時。“若受到規勸或斥責，阿道夫便暗懷敵意。與此同時，他又自做領導，要同學們對他盲從，還肆無忌憚地搞惡作劇，當然，這些戲谑行為并無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見慣。”然而，這位“面黃肌瘦”的青年卻也有使休谟教授高興的東西，而他也盡力去引導阿道夫。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濟于事。雖則年輕，阿道夫已經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進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縮了回去。
曆史老師裡奧波德·波希也在内向的阿道夫腦中留下了印象。在講解古代條頓人的曆史時（老師使用了彩色幻燈片），阿道夫簡直給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這位灰白發老人，我還懷有友善的感情。他講課時所帶的熾烈感情，有時竟使我們忘卻了現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将我們帶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數千年迷茫的曆史面紗，結成牢固的曆史事實，灌進活生生的現實。每當出現這些時刻，我們端坐在那裡，常常熱血沸騰，有時甚至感動得流淚。”
然而，一到課餘，經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卻是沉悶。到1904年春，學校生活已變得枯燥無味。同年5月，在聖神降臨節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堅信禮。這同樣令他厭煩。在埃瑪努爾·盧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沒有一個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臉色陰沉、坐立不安。他的話幾乎要我去拽才能說出來……他對堅信禮的整個過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極勉強的情況下才行完堅信禮的。”行堅信禮的人群一回到裡昂丁，阿道夫馬上便找他的玩伴去了。接着，盧加特太太回憶說：“他們在屋前後跑來跑去，玩什麼‘紅印第安人’——鬧翻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