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期，他倆常到圖姆萊頓維克去。在那裡，阿道夫或讀書，或畫速寫，或畫水彩畫。有時，兩人也會到多瑙河岸邊的石階上去閑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會傾吐他的希望和計劃，甚至想入非非。當然，這也不是單方面的。阿道夫非常清楚庫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麼，缺少什麼，他都一清二楚。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既過他的生活也過我的生活。”
阿道夫過的雖然是一個波希米亞花花公子式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他的住所相當簡陋。漢波爾德大街三樓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點兒，本來是蠻舒服的。廚房隻有一扇窗戶，朝院子開。廚房雖小，但頗舒适，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廳裡，那裡挂有一幅阿洛伊斯這位傲慢公仆的畫像。第三個房間并不比洗手間大，由阿道夫住着。與先前的家不同，現在的這個家很安靜，一家人和睦相處。實際上，這個家是為阿道夫這位少爺安設的。每逢聖誕節，阿道夫送給母親的禮物總是一張戲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輕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蘇醒，将來注定要成名。親朋曾建議讓阿道夫學點實用的手藝，以便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到克拉拉的拒絕。
1906年春，阿道夫的夢想之一實現了：母親允許他去維也納這個藝術、音樂和建築學的聖地。在這個古老而羅曼蒂克的城市裡，他遊玩了整整一個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約翰和約翰娜·普林斯家裡），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與庫比席克有書信往來。“明天我要去看歌劇《崔斯坦和伊索德》，後天看《漂泊的荷蘭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張明信片上這樣寫道：“盡管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我還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國立劇場。”同一天，他發出的第二張明信片裡，描述了皇家歌劇院的情況，認為裡面的設施平平。“隻有當巨大的聲浪滾過大廳，當風的呼嘯聲被可怕的聲浪吞沒時，人們才感到崇高，才忘卻廳内之金碧輝煌和绫羅綢緞之滿溢。”這些話典型地代表了這個正在萌芽的畫家——語法不通，卻混雜着富有詩意的想象力：浮華，但敏感。
回到林嗣後，阿道夫更是專心緻志于繪畫與建築。他堅持要庫斯特爾同操此業，庫比席克不從，但阿道夫終于說服了他，與之合夥購買10克朗國家發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絕地講述應如何使用賺來的錢。他說，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樓，将二樓全部租下，兩人各占一間，距離要遠，這樣，庫比席克的音樂聲才不緻令他分心。房間由阿道夫本人裝飾，牆畫由他來畫，家具亦由他設計。他還夢想将他們的房子變成業餘藝術愛好者的大本營。“在那裡，我們可以學音樂，搞研究和讀書，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習。德國藝術領域寬廣，我的朋友說，怎麼也研究不完。”還有一條規定，此規定雖令人高興，卻也洩露了天機：“這個家應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來掌管，由她當‘城主之妻’。這位姑娘必須性格文靜，以防惹來某些不受我們歡迎的奢望或意圖。”這個幻想，與大多數幻想一樣，在現實中成了泡影：他們的彩票并未中獎。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過了一個夏天，未發生什麼大事，高潮也不過是他給施密特家的孩子們買了個幻燈而已。從鄉下回來後，他依舊過着一個萌芽畫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開始學鋼琴，由庫比席克的老師執教。保拉回憶說：“母親給他買了一架海茲曼牌的大鋼琴，他在鋼琴前一坐就是幾小時。”有這樣一個孩子，花錢再多也不為過。大概就在此時，希特勒在庫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後者吃驚的事。此事發生在他們首次觀看《黎恩濟》時，主角是羅馬的保護人，他的人生起伏在阿道夫的身上産生了奇怪的後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畫腳地批評演員或音樂。這晚呢，他不但啥也沒說，反而“用一種奇怪的，甚至是敵對的目光”，把庫比席克盯得啞口無言。希特勒臉色比平常更慘白，他豎起衣領，一聲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時值11月，天氣寒冷。他“臉色陰惡”，領着他那摸不着頭腦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突然，他緊緊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雙眼“激動得狂熱”。他說話時聲音沙啞。庫比席克覺得，他的朋友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完全是欣喜若狂。盡管沒有聽他說劇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樣，他利用幻想力将主角黎恩濟變成了自己的雄心壯志的楷模。”那時庫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标是要當個畫家或建築師。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個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負重任，終有一天，人民将會将此重任賦予他”——人民向他呼喚，要他領導他們去取得自由。這幕情景可能是庫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确實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當他們下山返回庫比席克的住地時，已是淩晨三時了。兩人莊嚴地握别後，阿道夫并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獨自待一會兒”。他們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經曆的受益者——但持有懷疑。保拉回憶：“他常用抑揚頓挫的語調給我們講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發生後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這個時期，他覺得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一樣，心靈受到創傷并遭人唾棄。他甚至能從“青春”中步入人世。鋼琴課隻上了4個月便停了。庫比席克認為，這是因為“乏味單調的手指動作一點兒也不适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身體狀況惡劣使然。1907年1月14日，即阿道夫停止學鋼琴之前兩星期，他母親去看了愛德華·布洛克醫生——是位猶太醫生，在當地有“窮人的醫生”之稱。她鎮靜地告訴醫生，她胸痛，整晚整晚地不能成眠。診斷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長有一個大腫瘤”。布洛克醫生并未告訴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醫生将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們的母親“重病纏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術。阿道夫的反應使醫生甚為感動：“他那長長的蠟黃的臉歪了，雙眼滾出了淚珠。他問，他母親沒有辦法了嗎？隻有在那時，我才意識到他們母子間的愛是何等的深。”
全家決定冒險讓克拉拉開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進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醫院”。次日，卡爾·烏爾班醫生為她切除了一個乳房。此時，約翰娜嬸嬸——駝背，易怒，但随叫随到——從希皮塔耳趕來為孩子們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裡，3克朗一天，休養了19天。克拉拉不是出不起價錢住較舒适的病房，而是為了省錢——這是她的特點。由于漢波爾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樓梯，而克拉拉爬樓梯又有困難，于是，全家便于同年春末遷至多瑙河彼岸的烏爾法爾郊區布魯登加斯9号。新住居是石塊砌的屋子，外觀引人注目。他們住在二樓，共三間。這裡很安靜、舒适。隻要坐上電車，跨過大橋，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歡出沒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樁心事：他墜入了情網。一直到此時，他與姑娘們的關系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說，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裡與一個擠奶的姑娘邂逅。當這位姑娘表示願意再深一步時，他卻掉頭跑了，還打翻了一桶鮮牛奶。當他與庫比席克在蘭德大街散步時，他們碰上一個“外表莊重，身材苗條的高個子”姑娘，她有一頭漂亮的濃發，梳成發髻；她是個年輕的“瓦爾基裡”。阿道夫激動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堅定地說：“我告訴你，我愛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烏爾法爾。他為她寫了許多情詩，其中有一首叫《獻給愛人的歌》，阿道夫還将這首詩給忠誠的庫斯特爾朗誦過。他承認，他從未與她說過話，但，“用不着說一句話，一切都會清楚的”。希特勒說，他們是美妙的一對，彼此靠眉目就可傳情。“這些事是無法解釋的，”他說，“我心裡有的，斯特芬妮心裡也有。”庫比席克催他趕快向斯特芬妮和她無時不在的母親作自我介紹，但希特勒拒絕這樣做。他說，若自我介紹，必然要介紹自己的職業，而他還不是個職業畫家。另外，他還在埋頭研究挪威和德國神話；他發現，神話裡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對性的概念或許是浪漫的、騎士般的。沒有必要向這位年輕的齊格飛做平淡無奇的介紹！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敗，他将趁庫比席克與她母親談話之機，将她綁架！
斯特芬妮繼續對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氣（此時，她即将與一個中尉訂婚。多年後，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愛過她，肯定會覺得萬分驚奇的）。在失望之餘，他立誓不再受這番罪。“我要将此事結束！”他決定跳河，從橋上跳進多瑙河——不過，斯特芬妮要與他一起殉情。他訂出了一個詳盡的計劃，包括大家應說些什麼話在内。庫比席克應作為這個悲劇的見證人。
這個愛情事件是與一個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沖動的年輕人相稱的。成功将導緻他們結合，而以繪畫為職業的幻想也将告終；失敗，則會增加又歡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緊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阿道夫的視野。阿道夫的創作欲已從繪畫轉入建築。他雖然仍孜孜不倦地畫水彩畫，但他的作品——雖顯示出某些天才——卻不能滿足沸騰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從未認真作畫，”庫比席克說，“他具有更嚴肅的願望，作畫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愛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築設計卻表現出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創作欲和明确的條理性。受理想之驅使，他居然要改變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邊稱贊其某些特點，一邊又在評頭品足。為了改良該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設計，一鼓作氣地畫了又畫。“他把一切都獻給了他想象中的建築物，完全被它迷住了。”當他與他的唯一聽衆一起逛街時，希特勒常常指出街頭建築必須改變之處，并詳細闡述應如何修改。市政大樓不夠威武雄壯，他便想用一座現代化的雄偉建築予以代替。城堡太難看了，他要重新設計，以恢複它原來的壯觀。新建的博物館确令他興奮，回來後還一再誇獎用大理石砌成的橫飾帶——它們描畫了某些曆史場面。即使是這些，他都認為應該改掉——他要将它的長度增加一倍，使它成為全歐最長者。
他建造新火車站的計劃，反映了他對市政規劃的熱情。由于林嗣在不斷擴大，他要拆除既難看又妨礙交通的鐵軌，把車站建于城沿，将鐵軌深埋地下。公園必須擴建至舊火車站。他的想象力是無邊無際的。他計劃将鐵路通至裡茲頓維克的頂端，在那裡，他要建造一個寬敞的旅館和一座高達300英尺的鐵塔，鐵塔又須俯瞰架設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橋梁。
他的生活幾乎與衆隔離。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待在屋子裡，或看書，或畫畫，或搞設計。樓下的鄰居是郵政局長的老婆，她常見希特勒于傍晚6時後外出，在與庫比席克閑逛回來後，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淩晨。一天，她丈夫建議他步入郵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說，終有一天他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當郵政局長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徑和人事關系時，他隻簡短地回答：“馬卡特和魯本斯發迹前也很貧寒。”
阿道夫生性好動。林嗣再也沒什麼可以給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維也納。他設法使母親相信，他能進入美術學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們的監護人約瑟夫·梅洛福的勸說和逼迫。兩人均堅持說，現在該是孩子選擇一個像樣的職業的時候了。梅洛福甚至還找到一個願意收阿道夫為徒的面包師。
然而，克拉拉又無法拒絕兒子的熱切請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許從“奧地利抵押銀行”中取出約700克朗的繼承财産。這筆款項夠他在維也納花費一年，包括支付美術學院的費用。阿道夫的勝利卻又受到母親身體狀況惡化的影響，所以，他恐怕是帶着悔恨、内疚而又興奮的心情離開家的。美術學院的入學考試将在10月上旬舉行，如他現在不去維也納，他的職業又得後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個早晨，庫比席克出現在布魯登加斯9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連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濕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跟庫比席克兩人擡下樓梯并擡上電車的。
在他第一次去維也納時，他曾不斷給庫比席克寄明信片。這次呢，人走了10天卻連一個字也沒有。庫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車禍，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決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見庫比席克，她劈頭就問：“阿道夫有消息嗎？”她的臉上更顯得飽經風霜，眼睛缺乏生氣，說話更是有氣無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變成了一個“蒼老而病魔纏身”的老媪。她又開始唠叨他曾多次聽過的惋惜之詞：阿道夫為何不選擇一個适當的職業？靠畫畫或寫故事，他是掙不來什麼錢的。他為何要把繼承得來的财産浪費在“無謂的維也納之行”上？為什麼對撫養小保拉他一星半點責任都不負？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29号二層樓，靠近維斯巴諾夫，房東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蘭婦人。入學考試前阿道夫滿懷信心，結果卻令他大為震驚：“應試畫作不能令人滿意。”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當他要求院方做出解釋時，校長對他說，他的畫“表明，或不适宜于繪畫或能力很明顯是在建築方面”。
阿道夫垂頭喪氣。幾天後他才明白庫比席克早就猜中過的——他的畫不外乎是業餘愛好之作，他的真正命運是當一名建築師。前途之困難又似乎無法克服：進建築學院需要建築學校的畢業文憑，而進入建築學校又要普通中學的畢業證書。他有決心取得成功，但種種困難又令他沮喪。于是，在之後的幾星期内，他的生活毫無目的，隻關在小屋内看書，晚間則去看戲，或在街頭轉來轉去，欣賞街頭建築。
在烏爾法爾，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郵電局長太太連忙飛書阿道夫。他急忙趕回。10月22日，他再訪布洛克醫生。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醫生說，必須采取激烈的治療手段。克拉拉的手術似乎已為時過晚。“病毒已轉移至胸膜。”布洛克醫生繼續說，治療的方法不僅危險——傷口需上大劑量的碘酒——而且花錢也極多。阿道夫對花錢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醫生支付碘酒錢，治療費則随後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現在家裡，使庫比席克吃了一驚。阿道夫臉色慘白，雙目無光。在向庫比席克說明從維也納回來的原因後，希特勒破口大罵做醫生的。他們怎敢說他母親已不可救藥？隻不過是他們無能罷了！他說，他要待在家裡侍候母親，因為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吉拉馬上就要生第二個孩子了。庫比席克對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覺得奇怪。在此後一段時間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貫注”在母親的病體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幾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過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紗布泡在碘酒裡（它具有令人惡心的、久久不散的“醫院裡”的臭味了，然後将它疊好，敷在傷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體時疼痛難忍；一旦它進入内髒後，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嚨幹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為任何液體嘗來都像毒藥）。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親，還要與郵電局長的老婆、保拉和約翰娜嬸嬸分擔家務。克拉拉被安置在廚房裡，因為那裡才全天有火。碗櫥已被擡走，換上了一張卧榻。阿道夫就睡在這裡，以便随時照料母親。白天，阿道夫還要幫忙做飯；希特勒太太驕傲地對庫比席克說，她的胃口從未這麼好過。一說到這些，她的蒼白的臉便泛起血色。“兒子回來後的快樂，以及兒子對她的無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飽經風霜的、毫無笑容的臉大大改觀。”
在此後寒冷而潮濕的日子裡，庫比席克簡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變化，“沒有一句粗話，沒有一點怨言，不再粗暴地堅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隻為母親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當了家長。保拉在校成績不好，他就會斥責她。一天，他讓她發誓，日後要做個勤奮好學的學生。希特勒的這些非其本人的表現使庫比席克産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許想在母親面前有所表現，以表明他對自己的缺點已有所醒悟。”
隻要醒來，克拉拉就痛苦萬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醫生回憶說，“不屈不撓，毫無怨言。但，這卻折磨壞了她的兒子。看到母親臉上痛苦的表情，他臉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間，庫比席克發現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減輕痛苦，她嘴唇緊閉，雙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個手勢，讓他離開。他剛要走，克拉拉便小聲對庫比席克說：“庫斯特爾，”通常她是叫他庫斯特爾先生的，“我不在時，繼續做我兒子的好朋友吧。他沒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顯，她的末日已經來臨，但全家決定不再去打擾布洛克醫生，因他已無法幫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淩晨——據希特勒說，是在點燃的聖誕樹的光芒照耀下——她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天亮後，安吉拉把布洛克醫生叫到家裡，以簽署死亡證書。他發現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旁，臉色慘白地在一本速寫本上畫一張克拉拉的像，算是最後的記憶。為了減輕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醫生說，在這種情況下，離開“才是救星”。但此話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曾經目擊過許許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醫生回憶說，“從未見過有誰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悲痛的。”
1907.12—1913.5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氣潮濕，大霧彌漫。盛在一口“堅硬、光滑、四周用金屬鑲緊的木棺”裡的克拉拉，被擡出了布魯登加斯9号。靈車沿着泥濘的街道，緩緩地朝教堂駛去。在簡短的儀式後，小小的送葬隊伍——一輛靈車和兩輛客車——又緩緩越過多瑙河，翻過一座山，朝裡昂丁駛去。遵照她的遺願，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則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霧茫茫的墳場裡——離他們先前住過的舒适的小屋不遠。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頂黑色高頂帽。庫斯特爾覺得，他的臉色更蒼白，“嚴峻而鎮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