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執之，又不能衡量。
有幾次，庫比席克誘他去看了威爾第的歌劇，但希特勒隻贊同《阿伊達》。他對虛假的舞台效果大加反對。“如果沒有刀，這些意大利人該怎麼辦？”一天，他聽見街頭手風琴手在演奏《貴婦與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爾第！你想想，羅恩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風琴演奏嗎？”
多少個夜晚，兩個年輕人都一起參加音樂會——因為庫比席克是音樂學院的，他能搞到免費票。阿道夫居然也開始“嗜好交響樂”，這使庫比席克感到驚奇。希特勒特别喜歡浪漫主義作曲家——韋伯、舒伯特、門德爾松和舒曼。他所喜歡的作曲家還有布魯克納、貝多芬和格裡格——他們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常常使他感動。
缺乏金錢，這并未使他們的維也納的光輝變得黯淡。那時正是歌劇和音樂的黃金時代。古斯塔夫·馬勒剛退出皇家劇院，并加盟紐約市的“大都市樂團”，但留下了許多輝煌之作，其中許多是羅勒設計的。尤其著名的是他們合作的作品《黎恩濟》以及《尼伯龍根的指環》的第一、第二部分。新任導演費力克斯·文加納，由于删去了馬勒的某部作品裡的某些情節，招來了某些憤怒。但他仍在完成他的前任未完成的《尼伯龍根的指環》，由羅勒重新進行舞台設計。順便提一句，兩位導演都是猶太人。在維也納文學藝術界有成就的人物中，許多都是猶太人，例如，雨果、馮·霍夫曼斯達爾、阿瑟·施尼茨勒、理查德·比爾·霍夫曼，以及赫爾曼·巴爾都是猶太人。
那時的維也納，正是奧匈帝國全盛時代末期的首府，是個沒有統一語言的城市；人口來自奧匈帝國的四面八方，是個光輝奪目的大都會；在那裡，生活的樂趣與城市的沒落并存。從傳統上說，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國式的，但其城市是獨特的。維也納不僅是财政金融的首府，也是時裝和文化的首府。與德國不同，它是彼此不相協調的民族的熔爐。“由于多少世紀以來，斯拉夫人、馬劄兒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都擁向這裡，”有位同時代的記者評論道，“他們說，這座城市已沒有一滴德國血液了。”城内有一家波希米亞劇場，一家意大利歌劇院；有法國的歌星，也有波蘭人的俱樂部；在某些咖啡館裡，你會讀到捷克文、斯拉夫文、波蘭文和匈牙利文的報紙——就是沒有德文的。你可能“是個純血統的德國人，但你的妻子可能是加裡西亞人或波蘭人，廚師是波希米亞人，保姆是伊士特裡亞人或達爾馬西亞人，男仆是塞爾維亞人，車夫是斯拉夫人，理發師是馬劄兒人，老師是法國人……不是的，維也納不是真正意義的德國城市”。
那些像阿道夫一樣，離開了奧地利其他城市和鄉村來到維也納的人們，也許是因為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矛盾，竟也拜倒在這座城市的魔力之下。維也納是座魅力和貧民窟混雜的城市；既具有鐵一般的傳統習慣，又有知識分子們激進的試驗；既有自由思想，又有強烈的民族偏見。阿道夫雖然被吸進了閃閃發光的維也納，但是，随着時光的流逝和希望的破滅，“這個值得懷疑的、魔術般的民族熔爐”（他後來這樣描述它）也開始令他反感了。
他和庫比席克常常空着肚子走出斯通帕加斯的那間房子，穿過居住着中産階級的昏暗的街道，走向“林立着輝煌的大樓和華麗的旅館，門前還站着衣着炫目的仆人的”市中心。阿道夫變得越來越叛逆，常常沒完沒了地詛咒由不勞而獲的财富所表現出來的缺乏正義的社會。比饑餓更令他讨厭的是到處爬滿臭蟲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間房子。庫比席克回憶說，希特勒“對與身體疾病有關的東西尤其敏感”。
他對維也納的這種感情并不是獨一無二的。“維也納既給人們提供取得最高成就的巨大潛力，同時又具有阻礙實現這些成就的最頑固的反抗力。在這種奇特理智環境下成長的人，一旦成名，也就會在對維也納愛恨交織的辯證的混合體中生活。”這段話是布魯諾·瓦爾特在自己的自傳中寫到瓦格納時說的。在此後5年内，希特勒幾乎每月都要看一次馬勒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崔斯坦和伊索德》，這部作品由羅勒配上鮮明的彩色布景——橙色的、紫色的和灰色的。總而言之，在維也納居住的都是些愛鳴不平者，他們有專門攻擊傑出公民的傳統。他們嘲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嘲笑阿諾爾德·施恩伯格的聲學太現代化，嘲笑奧斯卡·科科契卡的色彩太鮮豔，對霍夫曼斯達爾和施尼茨勒的作品，他們也覺得該批評的東西太多。
年輕的希特勒，時而如癡如醉，時而憤世嫉俗，常常想方設法打探這座表面華麗的城市的罪惡。庫比席克把希特勒看成是有社會良知的病态傷感者。據他說，希特勒自我教育的計劃是極不穩定的。他會跑到梅德林區去“研究”工人的住宅，也會去林格大街和鄰近地區考察，一去就是幾小時。回到又髒又小的房間後，他便為首都重新設計。這個青年既是市政規劃者，又是建築師。他一邊在門與大鋼琴間的過道上來回踱步，一邊又強迫庫比席克聽他沒完沒了地講解“謹慎的計劃”。有一回，他一連失蹤3天。回來後，他宣布“住宅區應該鏟除”，并連夜設計工人模範村。
晚間，唯一的光源是一盞煤油燈。他常在桌旁坐至深夜，在搖曳不定的燈光下寫東西。出于好奇，庫比席克問他在幹什麼，希特勒便把書寫潦草的幾頁紙遞給他：
後景是“聖山”；前景是一塊巨大的祭祀石闆，四周長滿了橡樹；兩名身強力壯的武士同執一頭黑牛，将龐大的牛頭按倒在石闆的空處。筆直地站立在他們身後的是身穿黑袍的技師，他手執大刀，并将用此刀斬牛頭。周圍站着許多長着大胡子的人，他們手執長矛，倚着盾牌，全神貫注地看着。
庫比席克摸不着頭腦。希特勒解釋說這是話劇，他激動地将基督教傳至巴伐利亞時的情景描述了一番——山裡人不願接受新的信仰，決心要殺掉傳教士。這出話劇恐怕壓根兒就沒寫完，而其他呢——例如寫畫家穆利洛品舞劇——有的隻有構思，有的則剛剛開始，情節也多數取自日耳曼人的神話或曆史。阿道夫有時會寫到黎明，把寫好的稿子扔到庫比席克的床上，或朗讀一兩頁。演出這些戲需要花費巨金，因為它們的場景從天堂排到地獄。庫比席克建議他寫些簡單點的東西——例如，寫一部不矯飾的喜劇。這個形容詞激怒了希特勒，于是，他便把心思轉到一項更雄心勃勃的項目上去。這件事是庫比席克無意中提到另一件事後引起的。庫比席克說，瓦格納死後，在整理他的文件時，發現了他寫的關于維蘭和史密斯的音樂劇的提綱。
次日中午，庫比席克吃完午飯回來，發現希特勒坐在鋼琴旁。“我要把維蘭寫成一部音樂劇。”他說。阿道夫計劃将音樂劇寫成後，用鋼琴彈給庫比席克聽，讓他把“寫成的曲譜，作必要的修改，再寫出總譜”。數晚後，希特勒把前奏曲彈出來，焦急地等待着庫比席克的意見。庫比席克覺得，這是瓦格納的二等貨，但基本的主題是好的，并主動提出将它寫成詩的格式。希特勒對他的朋友所作的修改不滿，便夜以繼日地繼續譜曲，還設計場景和服裝，甚至還用木炭将主人公畫了出來。晚間阿道夫一邊寫歌詞一邊注意庫比席克，一發現他在作曲時打瞌睡，便把他弄醒，小聲地——因為是在深夜——朗讀他的手稿。然而，過了幾星期，希特勒便把歌劇一事束之高閣，這也許是因為有某些事情要他去處理，或者是因為創作的烈焰業已熄滅。對此未竟之事業，他初時很少談到，後來便索性閉口不提了。
那年春天，庫比席克回家過複活節。他寫信回來說，他患了角膜炎，大概是因為在煤油燈下用功過度之故，他還說，回到維斯巴諾夫後，他也許要戴眼鏡了。對阿道夫來說，複活節那個星期天，既乏味又孤單。那年（1908年）的複活節是4月19日，即他19歲生日的前一天。在給庫比席克的複信中，希特勒顯得心情沉重，但又有幽默感：“聽到你雙眼要失明的消息，本人滿腹哀愁，你彈錯的音鍵會越來越多，你也會讀錯音符，最終變成瞎子，而我則變成聾子。呸！”
在林嗣的農村住了些日子後，庫比席克覺得，斯通帕加斯的那間屋子，好像變得越來越黯淡無光了。他勸說希特勒到鄉間去旅行。在溫煦的春光中，他們在“維也納森林”裡度過了幾個星期天，還坐着汽輪沿多瑙河順水而下。一般人認為，在這樣的季節裡，年輕人往往會思情懷春，但在他們的生活中，性卻起着很小的作用。在散步時，姑娘們常狡猾地向他們遞送秋波。起初，庫比席克還以為秋波是遞給他的，後來他很快發現，她們的目标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們的目邀于不顧。他們沒有與女人發生性行為，但晚間談論女人、愛情和婚姻，一談就是幾小時。當然，與通常一樣，談話總被阿道夫壟斷。他一再堅持說，他必須保持“生命的火焰”的純潔性，就是說，他認為——根據他之天主教的教養——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在結婚前都得保持肉體和靈魂的貞潔，隻有這樣才能為民族繁殖健康的後代。
然而，性的黑暗面卻也常常萦繞在他心頭。他會“一小時一小時地”談論“堕落的（性）風俗”。他猛烈攻擊娼妓，不但譴責妓女和她們的“顧客”，而且也譴責社會。對此，他幾乎着了迷。一天晚上，在看完常疊金特的《春天的覺醒》後，他抓住庫比席克的胳膊說：“咱們一定要去看一次‘罪惡的陰溝’。”于是，他們轉身沿着一條又窄又黑的小街走去——那是施皮特爾伯格街。街道兩旁是一排排小屋，室内燈火通明，連裡面的姑娘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姑娘們坐在屋裡，衣着不整，并且穿得很少，”庫比席克回憶說，“有的在塗脂抹粉，有的在梳頭，有的在照鏡子，但她們無時不在注意街上走過的男人。”偶爾也會有個把男人在房前止步，與姑娘說上一兩句話——然後，燈火便滅了。當他倆走到小街的盡頭時，轉過臉來又久久地看着這一可怕的情景。回房後，阿道夫又對娼妓問題大發議論，“冷漠而客觀，似乎與肺痨做鬥争與否，将之焚毀與否，是他個人的态度問題”。
在競試中，庫比席克成績優異，期終音樂會還由他指揮。他作的歌曲有三首得到演唱，弦樂六重奏作品有兩樂章得到演奏。在演員休息室裡，阿道夫驕傲地站在他身旁。向他道賀的不但有指揮學校的校長，還有音樂學院的院長。
7月上旬，庫比席克該回林嗣去了。他要回去與父母一起消夏，待秋天再回來，但他堅持要付一半房租。關于自己的計劃，希特勒隻字未提；而當庫比席克立誓要當維也納交響樂團的一名提琴手以便支付高于一半的房租時，希特勒勃然大怒。善于忍讓的庫比席克，因為早已習慣了阿道夫的壞脾氣，且仍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對此也未表現不悅。在維斯巴諾夫車站，阿道夫“一百次”告訴他，自己孤零零地住在斯通帕加斯将會多麼無聊，未明顯地動情（“他越受感動，就越變得冷靜沉着”）。之後，他突然表現特殊：他使勁地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然後頭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在林嗣，庫比席克給希特勒寄了一張明信片和一封信。他也收到一封回信，希特勒說“工作一直很努力，經常幹到淩晨兩三點鐘”。阿道夫答應，在去希皮塔耳度假前再給他寫信，還試探着說：“如我姐姐前來，我就不去了。”他大概是指安吉拉，因為她與她丈夫在他的生活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但兩個星期過去了，阿道夫一個字也沒寫。到了7月20日左右，信終于到了。從信裡說的和沒說的來看，希特勒的生活是很奇特而孤單的。
親愛的朋友：
你也許已經猜到我許久沒給你寫信的原因，回答很簡單：我想不出有什麼可告訴你的，也想不出你對什麼會有興趣。我仍在維也納，不打算走了。這裡隻有我一人，因為查克雷斯太太在她兄弟家。我過的是隐居者的生活，但過得相當不錯。我所擔心的隻有一件事：我早晨起床，曆來都是靠查克雷斯太太叫的。為了工作，我早已習慣早起，現在呢，我得自己管自己了。林嗣沒有什麼消息嗎？
他要庫比席克給他寄一份林嗣指南和多瑙河輪船時刻表來。
……否則，我便什麼消息也聽不到了。今天早晨，我抓到一長串臭蟲，它們在“我的”血中遊泳淹死了。現在呢，我的牙齒“熱”得打戰。我覺得，像今年夏天這樣冷的天氣是罕見的。
當月，他就住在那間空氣沉悶、滿是臭蟲的房子裡。8月，他再次給庫比席克寫信說，他的生活依然乏味。信中，與通常一樣，充滿了自憐。盡管滿是語法和拼寫錯誤，在不愛挑剔的庫比席克看來，這封信“寫得很漂亮”——“也許是他寫給我的所有信中最有内容的一封。”确實有内容，也富于感情，一開頭便稱“好友！”首先，他請求庫比席克原諒，因為最近沒給他寫信。沒寫信，“是有正當，或者說，不正當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麼消息可寫的。現在，我突然給你寫信，這本身恰恰說明，為了找幾件消息來向你報告，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找。現在，我寫了。”他将房東老太太收到房租後的感謝轉達給了他。希特勒粗枝大葉地将她稱為“查凱斯”和“查克萊斯”，雖然在前一封信裡他未将她的名字拼錯。他透露說，他“患了支氣管炎”，剛剛康複；還拿天氣開心——“眼下天氣良好，就是說，大雨滂沱。在天氣酷熱的今年，這真是謝天謝地了。”他注意到，林嗣的當局不是去重建劇場（是他喜歡的工程項目之一），而是決定“将破爛的房子重新修補”，他攻擊說，他們“要是有修劇場的想法，河馬都會拉小提琴了”。
阿道夫和他的兄弟姐妹們感情是有的，但彼此間了解膚淺，也沒有多少共同愛好。先前與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這樣，現在與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發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标志着希特勒青春期的結束。家人勸他考慮一個比較實際的職業，遭到他的拒絕，這就使他斷絕了與家人的聯系。此後，給他的童年帶來諸多歡樂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維也納，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