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仰望祖國！萬歲！
在哈布斯堡王朝這個迷人的首都，他度過了五年半的光陰。這五年半中他對維也納是又愛又恨。關于他生活中的這一章，可以命名為“在維也納學習與受苦的歲月”，這是“苦難”的時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慘的時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學更使他定型的時期。他認為，維也納“是我生活中最艱苦、最全面的學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身背一隻盛着全部财産的破口袋，最後一次踏出了曼納海姆那扇雙層大門。漢尼希回憶說，看見他走，大家都很難過。“我們失去了一個好同伴。他理解每個人，能助人時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離開了維也納，前往慕尼黑去尋找他的前程。“抵達這座城市時，我還是個大小夥子，離開她時我已是成人了。我變得冷靜嚴肅。在那裡，我的哲學思想，特别是政治觀點，已初步形成。我從未将之抛棄，隻在後來詳細地加以充實。”
希特勒在單身漢公寓裡住了三年零三個半月。這裡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難所。他離開這裡時的情景，在漢尼希的記憶中是永不可磨滅的。他眼睜睜地看着希特勒與一個同伴——漢尼希怎麼也記不起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裡好生難受。如果這個同夥是他的猶太友人約瑟夫·紐曼（他長期以來也有遷居帝國的理想），那麼，這将是絕大的諷刺。“
03
“歡喜若狂”
1913.5—1918.11
他下了從維也納開來的火車，爬上樓梯，走進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區。打從第一分鐘起，巴伐利亞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維也納聽慣了多種語言的嘈雜聲後，在這裡，連人們的說話聲在他聽來都是和諧悅耳的。“這城市對我是那樣的親切，好像我曾在裡邊住過多年似的。”
那時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陽光普照，被從巴伐利亞部分的阿爾卑斯山吹來的山風蕩滌過的空氣似乎也比維也納的空氣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遊人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街上的樓宇和雕像令他瞠目，而他呢，“從我進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小時起，我就深深地愛上了這座城市，比愛其他城市要深得多。這是座德國城市。”
在街上如癡如醉地漫步了半小時後，他來到了施萊斯默大街。他很有可能是從科尼斯廣場走過的。那普洛皮蘭大拱形建築，以及遠處的廣場令他目瞪口呆。之後，他可能是沿着布林恩納大街走去，來到那座城堡一般的、巍峨的釀酒廠，即羅侖釀酒廠。這裡正是施霍賓區，即學生區的邊緣，施萊斯默大街由此向北延伸。走過兩幢房子後，他便來到34号——這是波普縫衣鋪。該店的窗口貼出一張手寫的告示：“有房出租，設備齊全，人品端正者可租用。”
在這張告示的指引下，希特勒上了三樓。波普太太引他進房，房内有床一張，桌子、沙發、椅子各一隻，牆上挂着兩幅仿油畫之石版畫。“這青年與我很快便達成協議，”波普太太回憶說，“他說這房子很合用，還付了預租金。”她讓他填一張登記表。他寫道：“阿道夫·希特勒，建築畫師，來自維也納。”
“次日上午，希特勒先生便出去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手裡拿着一個他在某地撿來的畫架，立刻開始畫畫，一畫就是幾個鐘頭。不到幾天，我便見他畫好了兩幅畫，很漂亮，放在桌上，一幅是教堂，另一幅是劇院。此後，我的房客一早便夾着皮包外出找顧客。”
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想在那裡學習三年繪畫和建築。但是，現實卻從未讓他實現夢想，他也從未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比起維也納，想靠繪畫謀生，在這裡更難。這裡商業化的市場并不比維也納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街串戶或在啤酒館裡賣畫的恥辱。但他堅信，盡管困難重重，他終将“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标”。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萬。在歐洲，它是個活躍的文化中心，其活躍程度僅次于巴黎。多年來，它一直在吸引許多慕名前來的畫家，但這些人，希特勒發現，都是腐朽不堪之輩：瑞士的保羅·克裡，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侖斯基和布爾柳克兄弟那樣從東方逃來的難民。他們全是“新畫家協會”的領導人。這個協會是在4年前創立的，目的在于給其成員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屬古典派，與他們的這種觀念格格不入，但是，這種理論的推崇者卻也在藝術上為慕尼黑帶來了發酵劑和激動。這肯定也刺激了年輕的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慕尼黑稱這些從東方的俄國和巴爾幹半島逃來的長發者為遊牧民族。他們源源不斷地擁進施霍賓，即北區。那裡，街道筆直……其目的，似乎隻是為了保證在多數的畫室内能有充足的光線。”盡管希特勒鄙視這些東方難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亞人，也需要他們的自由和傳統。在這裡，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創作出《崔斯坦和伊索德》《詩歌會》《萊茵河之金》；在這裡，居住着諸如斯特潘·喬治、雷納·瑪麗亞·裡爾克那樣著名的德國詩人；在這裡，理查·施特勞斯正在寫他的歌劇，托馬斯·曼剛在不久前寫成《威尼斯之死》這篇小說，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正在與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樣空蕩蕩的室内疾書《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之首卷。在鄰近的一家名叫“十一個劊子手”的餐館内，《暴君的幽默》的作者、聲名狼藉的天才弗蘭克·韋疊金德正在演唱他創作的歌曲；在全德國，他創作的關于性生活和堕落性的話劇，令觀衆作嘔也使他們着迷。
自20世紀初，連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藝和政治理論，以及普受歡迎的波希米亞主義之精神，就業已在慕尼黑存在，并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規的人們。在離施萊斯默大街隻有幾幢房子遠的地方，即門牌106号，居住着另一位政治極端者——他從俄國流放出來，已居住年餘。他登記的名字是梅爾先生，真名卻是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搞地下活動時人稱他列甯。十多年前，他曾在這裡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著書立說。
現在，希特勒不但在施霍賓的咖啡館和飯店進進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輕松舒适的空氣。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并不吓人。在這裡，他不外乎是另一個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願意聽他發洩怨言和講述理想的人們。盡管他與施霍賓的波希米亞主義多少有些關系，他的繪畫風格卻一成不變，與他的烈火性格與激進的政治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手法依舊是學院式的，而不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但很大膽，甚至剛勁有力。
在這個文化多元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複活了。在圖書館裡，他一待就是幾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種理論所能産生的影響，并将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種事件與現實的種種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第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從圖書館回來，他常常一個腋下夾着一兩本書，另一腋下夾着香腸和白面包，匆匆走上樓梯，回到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羅文布勞飯館或更小些的餐館就餐。他曾幾次請希特勒“坐坐，吃一頓飯無妨”，但他從不應邀。在波普太太眼裡，他這個“奧地利人很迷人”，是個容易相處又樂于助人的青年，但又有點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常常在家一待就是幾天。“他像個隐士，悶在房中，從早到晚都在讀他的又厚又沉的書。”熱心的房東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廚房去進餐，他總能找到借口推辭。一次，她問他，他讀的書與繪畫有什麼相幹。他挽起她的胳膊說：“親愛的波普太太，有誰知道在生活中什麼可用上，什麼用不上？”學習完後，他常到啤酒館或咖啡館去。在那裡，常常有人聽他高談闊論。但是，他一把話匣子打開，馬上便有人反對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辯論于是便展開。在這種論壇上，在與這些對手的辯論中，希特勒的思想和理論變得更加鋒利。
冬天一到，買畫的顧客便稀少了，這給希特勒的生活增加了困難。即便如此，據他後來說，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幸福、最心滿意足的時期”。在不利的條件下，維也納令人悶悶不樂，慕尼黑則永遠不會失去其魔術般的引誘力。“在今天，如果說，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我更愛慕尼黑的話，”11年後，希特勒在牢房裡回憶說，“部分原因是，不僅過去，現在仍同我開拓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在那時我取得了内心滿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這個維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個斤斤計較，但又具有豐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産生的魔力所緻。”
1914年初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盡管艱苦卻也有收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脅。1月18日下午3時30分，有人在急切地敲門。開門後，希特勒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面目嚴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這個刑警名叫赫爾勒，他出示了奧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通知希特勒“于1914年1月20日自動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麗莎白30号碼頭報到入伍”。如不按時報到，他有可能被起訴或罰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說，如當局發現他犯有“為逃避兵役而離國”之罪，他将被罰以重款，甚至被監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三年前，他還住在曼納海姆時，曾請求在維也納服役，但杳無音訊。刑警赫爾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簽字。希特勒心煩意亂，顫抖着簽上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之後，刑警赫爾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總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奧地利領事館”。此時，連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當時的處境如何，不說自明。總領事也憐惜這個面黃肌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畫家，允許希特勒向林嗣發電，要求将入伍時間延至2月初。次日，林嗣打來複電：“務必于1月20日報到。”因為當天即為1月20日，加上對希特勒之驚慌的同情，總領事先生允許他寫信向林嗣當局解釋。這是一封請求饒恕的信，滿是語法錯誤的句子和錯拼的詞——它顯示出，這個被時運逼得走投無路的青年是何等驚慌和失望。他抱怨說，傳票“十萬火急”，令他無法處理自己的事務，連洗澡都來不及。
在傳票中，我被說成是個畫家。我有權得到這個頭銜，但隻是在有限的意義上這種說法才正确。不錯，本人是靠出賣自己的畫為生。因為本人一無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賣畫是為了能繼續學習。作為一個建築畫師，本人仍處在訓練階段，因此，我隻能以部分時間作畫謀生。我之收入甚微，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極不固定，眼下正是收入微薄的階段，原因是，此時慕尼黑的書畫市場，“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設法生活的畫家人數幾乎達三千”。他解釋說，早在1910年就曾向維也納當局申請入伍，接着，他便描繪了一幅他如何在維也納掙紮的可憐的圖景。
那時，我年輕，缺乏經驗，又得不到經濟援助，而我又自尊心極強，不願向人開口求助或行乞。在孤立無援的困境下，隻能自食其力，所得的幾文錢，也僅能夜求一宿。那兩年，我唯一的女友是“憂愁”和“需要”，而除了饑腸外，我也沒有别的同伴。我從不知“青春”這個美麗的字眼為何物。5年後的今天，我的記憶依然是長滿凍瘡的手指、手背和腳。然而，當我記起那段歲月時，我不免有點喜悅，因為我已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雖然我貧困不堪，我周圍的人物也常值得懷疑，我卻保持了潔白無瑕的名聲，在法律面前我也無罪。除未向軍方報到外，本人問心無愧，而未報到是因為本人一無所知。我應負責的僅此一項。如要罰款，小額罰款也還足夠，本人也情願支付此款。
他的托詞是軟弱無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總領事的同情心。于是，總領事寫了一封便箋，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發出。該便箋寫道，總領事與慕尼黑警方均可證明，希特勒是誠實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急需适當對待”，總領事建議希特勒前往薩爾茨堡報到，無須遠涉林嗣。待林嗣當局同意後，希特勒遂于2月5日，由領事館出資，前往薩爾茨堡。當局發現，希特勒“身體太弱，不适宜執行戰鬥或輔助兵役，無法荷槍”。他瘦弱的體格使他無資格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