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秩序進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國自行點燃。在弗萊德裡希市，卓别林工廠的工人們組成了代表會。斯圖加特地區的工人們，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車工廠的工人在内，舉行了罷工。在與埃斯納提有相同觀點的社會主義者領導下，他們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在法蘭克福，水手也舉行了起義。在卡塞爾，整個衛戍部隊，包括一名指揮官在内，一槍未放便叛亂成功。在科隆，僅放了數槍，擁有4.5萬名士兵的衛戍部隊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卻很快得到恢複。在漢諾威，當局雖曾令部隊動武，但文官叛亂仍獲得成功——士兵們加入了叛亂陣線。在杜塞爾多夫，在萊比錫，在馬格德堡，情況都一樣。
在德國全境，一個個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會接管而垮台。後來，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國家權力落入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手中，其領導人是前鞍馬匠弗萊德裡希·埃爾伯特。這标志着1871年1月18日在法國的凡爾賽宮“鏡廳”中宣布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德國的首任皇帝建立的日耳曼帝國的結束。
這件事也表明一個時代的終結。早在48年前，俾斯麥實現了其夢想，統一了德國，為德國和德國人樹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間，東普魯士容克（地主）和大工業家之安全賴以存在的基礎倒塌了；一夜之間，随着帝國國旗的降落，大多數德國人愛國而保守的生活賴以存在的政治哲學也土崩瓦解了。
也許，德國人最大的震動還是在于埃爾伯特登上了總理大臣的寶座。僅僅一天，霍亨佐倫家族的統治便被推翻，而平民中的一員竟取得了發号施令權，這怎麼可能發生呢？登上寶座後，埃爾伯特本人也如坐針氈。他明白，他的出現是對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人們的一種侮辱。而且，他甚至連街頭上的激進思想都代表不了。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代表誰？黃昏，當梅克斯親王前來道别時，他竟驚慌失措，連聲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倫王朝任“行政官”。
兩天後，淩晨5時，埃爾伯特政權的一名代表馬特阿斯·埃爾斯伯格在福煦元帥的私人車廂裡與盟國簽署了停戰協定，于上午11時停止敵對行動。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時，他給一個被打得支離破碎的民族帶來了和平，同時，他也無辜地虛構出了所謂“十一月罪犯”的話——是社會主義者出賣了民族。雖然輸掉戰争的是德皇和德國的帝國主義将軍們，但威爾遜總統拒絕與他們簽訂停戰協定，他堅持要與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強迫社會主義者去為自己未曾帶來的後果負責的辦法，威爾遜給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種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壞力進行支配。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離開了帕斯瓦爾克醫院，因為病人“除眼膜發燙外，餘無他訴”，“适于服役”。後來，希特勒在法庭作證時說，那時他隻能看出報紙标題的輪廓，害怕再也不能讀書。“醫院的病曆，”他抱怨說，“是在革命時期寫的，幾乎誰也得不到照顧，我們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連士兵的工資簿都未領到。”
他被派到第十六團的預備營報到，營部設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經過了柏林。那時，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中央委員會”手中——這是士兵、工人和“獨立和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聯合體。這個聯合政府已經開始進行社會改革，這在幾個月前看來是不可設想的。它建立了八小時工作制，允許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組織工會的權利，增加老弱病殘和失業工人的福利，廢除報紙審查制度，以及釋放政治犯。
希特勒雖然同意這些社會改革，但不信任發起改革的革命黨人：執行委員會是布爾什維克的工具，是前線士兵的出賣者；其最終目标是另一個赤色革命。當希特勒前往設在施霍賓地區鄰近的圖爾肯大街的兵營報到時，他也碰到了同樣的叛逆精神。在當月的早些時候，這個兵營已投靠埃斯納政權，受“士兵代表會”管轄。那裡沒有一星半點軍紀，兵營成了豬圈。人們對從開戰的第一天起就在戰壕裡服役的老兵不表示任何尊敬。許多人的目的隻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這地方比曼納海姆還糟糕。令希特勒特别怏怏不快的是委員們的行為。“他們的所有活動都令我反感，我決定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幸好，他發現了一個對那個地方同樣厭惡的老戰友。“士兵中最懶、最厚顔無恥的，不消說，就是那些從未到過戰壕附近的人，”希特勒當通信兵時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憶說，“那地方滿是懶漢懦夫。”約兩星期後，由于特隆斯坦戰俘營（設在通往薩爾茨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東約60英裡）需要看守人員，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議兩人雙雙報名前往。看守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革命軍人”，前來迎接的是一位軍官，他下令站隊，但士兵們引為笑談：“難道他不知道操練已被取消了嗎？”第二天，除幾名曾在戰壕裡服過役的士兵以外，其餘全被運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來了。
在柏林，極左派團體“斯巴達克斯團”（斯巴達克斯系一奴隸，是反叛羅馬人統治的領袖），在起義水兵的協助下，走上街頭鬧革命。這卻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義。到聖誕節前夕，首都已近無政府狀态。其他城市也有人揭竿而起，但勢頭沒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國，軍事和警察機構開始崩潰。
由于權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勢力突然興起——所謂的“自由兵團”。這個兵團系由部隊内的右翼積極分子組成，具有希特勒那種保衛日耳曼帝國不受赤色分子破壞的熱情。由出生于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的新一代組成的“自由兵團”，為采取今天的行動，曾有過兩次準備。其一是戰前的青年運動，即所謂的“候鳥運動”。這些年輕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處遊逛，以尋求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大都來自富裕階層，鄙視從他們中産生的自由資産階級社會。他們堅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虛僞，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經濟是無恥和欺騙，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氣，藝術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學是虛假和商業化，戲劇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們認為，家庭生活約束了人，且不真誠；他們也認為，兩性關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貫穿着虛僞”。他們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種青年文化，以反對資産階級的家庭、學校和教堂的三位一體制。
這些年輕人常圍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個首領指揮下，高唱《自由戰士之歌》。有時，他們或無言地注視着篝火，以尋找“林中信息”，或傾聽某同伴朗讀尼采或斯特潘·喬治著作中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諸如：“人民與至高無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動！……也許，在你的嫌疑人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獄中昏睡多年的某個人就會一躍而起，完成這一行動！”他們靠神秘主義而昌盛，在理想主義驅使下，渴望行動——任何一種行動。
行動，他們在大戰中找到了。也許，這就是他們與希特勒一樣，堅信祖國的事業之正義性的原因。戰場生活，使官兵關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種共患難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們對領導他們進行交手搏鬥的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對他們而言，他不是指揮官，而是元首！他們是他的同志！他們對他盲從，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獄”。他們一同在前線締造了迄今為止德國尚不存在的民主關系。幾英裡長的戰壕，與世隔絕，事實上成了“以火焰作牆的修道院”。
這些前線來的同志，這些舊日的“候鳥”，與希特勒一樣，覺得投降是恥辱，對國内陣線不信任，因為它正在堕落為布爾什維主義。軍方曾在報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達克斯團”的危險尚未消除，号召士兵們起來，加入“自由兵團”，“阻止德國變成全球的笑柄”。對此，老兵們會予以熱烈響應，這就可以理解了。
正當這支不法的部隊組建時，“斯巴達克斯團”在許多柏林人的贊同下，也在奪取柏林。他們控制了許多公共設施、交通運輸設施，以及兵工廠。1919年1月3日，處在絕望中的埃爾伯特政權解除了警察局長的職務，原因是他同情“斯巴達克斯團”，不久前還支持水兵叛亂，此時已公開承認自己是共産黨的“斯巴達克斯團”為了進行報複，公開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熱烈響應這一号召。6日上午，20萬身背武器、打着紅旗的工人，從亞曆山大廣場出發向提埃加登集結。寒冷與大霧并未使他們的情緒低落，他們将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前進報》的工作人員以及烏爾夫電信局的工作人員抓來，總理府大樓也被憤怒的人群包圍——埃爾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裡邊。
到次日上午，共産黨人已端坐在布蘭登堡大門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薩洛登伯格大街，他們的步槍已是鋪天蓋地。除有戰略意義的火車站已被占領外，政府印刷大樓和波佐釀酒廠也被占領。不到24小時，仍在政府手中的市内主要建築物已是寥寥無幾了。
若不是“自由兵團”幹預，柏林——最終是全德國——恐怕已陷入共産黨之手。不到一周，部隊從城外開來，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達克斯團”的領導人，包括身材嬌小的“紅色玫瑰”羅莎·盧森堡在内，都被捕并慘遭殺害。
在“紅色玫瑰”死後4天，新共和國舉行了首次全國選舉。那天是星期天，天氣晴朗而寒冷。自德國有史以來，婦女首次被允許參加選舉，在3500萬選民中，3000萬人為國民議會的423名候選人投了票。結果雖令人驚奇，但在預料之中。表面上假裝不要，實則希望霍亨佐倫卷土重來的兩個右派政黨，得到了約15%的席位；贊同實行共和的兩個中間派政黨，與埃爾伯特的“社會主義多數派”一樣，得到40%的席位；極左派“獨立社會主義者”僅得席位7%。選舉的結果，既是反革命的勝利，也是贊成共和的勝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質的。
因為刀槍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裡外的魏瑪便成了國民議會的所在地。這個選擇除有地理上的原因外，還有文化上的原因：魏瑪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鄉。2月6日，國民議會在新國立劇院舉行會議。會議沒有霍亨佐倫王朝開會的那種豪華氣派和儀式。沒有樂隊，沒有馬隊，也沒有耀眼的制服。
5天後，一個工作政府成立了，埃爾伯特憑多數選票被任命為帝國的第一任總統。他任命了一個總理大臣，由總理大臣組閣，由意志堅強的諾斯克（他稱自己為“警犬”）出任國防大臣——這是最有意義的選擇。這意味着“自由兵團”在魏瑪共和國的支持下，将開始活動并繼續保衛國家，不緻使它赤化和産生暴亂。
巴伐利亞人讨厭普魯士人及與之相關的一切事物，這是個傳統。因此，慕尼黑對魏瑪所發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對埃爾伯特政權企圖在全德國建立民主政權的嘗試，慕尼黑市一個世人尚未認識的知識界領導人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嗤之以鼻。1918年春，這個既厭世又厭惡女人、孤單而又貧困的光棍，終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書的第一卷。書評雖尚未出來，但書已在全德國産生了影響。“與1789年的法國人一樣，在不幸中我們必須走到底。我們需要一種懲罰，與之相比，四年來的戰争根本算不了什麼懲罰。”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到頭來，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動和失望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至像拿破侖之獨裁一樣的獨裁竟被大家認為是救星。”
自認是為政治而生并必然從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時正準備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戰俘營即将關閉，他與施密特同時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團，該團兵營設在施霍賓。另一個有同樣理想的同志已經在慕尼黑紮根，此人叫阿爾弗萊德·羅森堡，是個瘋狂反猶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愛沙尼亞人，他是取道俄羅斯前來此地尋找其真正的家。與希特勒一樣，他也是畫家和建築師；與希特勒一樣，他比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更日耳曼化。他離開故土的目的是要為自己找到一個祖國。另外，他決心警告他的祖國要謹防曾破壞他的故土的布爾什維克的恐怖，并為祖國不緻落入猶太共産主義之手而鬥争。
當聽說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國作家與他有許多共同觀點時，羅森堡便決定前去結識這位作家。迪特裡希·埃卡特——詩人、劇作家、咖啡室知識分子——是個身材高大魁偉，頭頂秃發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館和啤酒廳出沒，同樣喜歡喝酒和議論。他是巴伐利亞國王的參事的兒子（曾因“神經有病”做過某醫院的病人），因而有機會打入古老貴族的圈子。他古怪放蕩，多少有點才華（他譯的《貴族晉特》一書，譯文出衆，被認為是标準譯本）；他親德，反猶；他自己出錢出版周報，發行量達3萬份。
羅森堡未經介紹便出現在埃卡特房内。羅森堡還在走廊裡，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個熱誠而極端嚴肅的青年。羅森堡劈頭就問：“閣下是否有反對耶路撒冷的戰士？”埃卡特笑了，“當然有！”問他是否寫有什麼東西，羅森堡立即拿出一篇文章——關于猶太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俄國産生破壞力的文章。他們之間，一種将影響希特勒生涯的關系就這樣開始了。埃卡特把羅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對耶路撒冷的戰士”。此後不久，羅森堡關于俄國的文章不但出現在埃卡特自編的報紙上，而且也出現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國》上。這些文章的主題是，猶太人為世界萬惡之源；世界大戰和赤色革命都是複國主義者策動的，他們現正與共濟會密謀，企圖接管全世界。
在許多巴伐利亞人看來，庫爾特·埃斯納是革命的典範，很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錢資助才鬧革命的。恰恰相反，在11月那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18個馬克。事實上，他是殘酷而實用主義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反面。他雖是在管理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歡的咖啡室裡一樣。埃斯納企圖建立的并不是共産主義，甚至連社會主義也不是，而是一種獨有的激進民主。他是政治家裡的詩人，期望一個美的、光明的、理性的統治。他更像雪萊而不像馬克思，他正沿着被人遺忘的道路走下去。1月的選舉為中産階級的政黨帶來了巨大勝利，以及讓他辭職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業已無望後，他于2月21日清晨草拟了一項聲明，宣布辭職，但在前線蘭塔克遞交辭呈的半途，遭安東·阿科瓦利公爵暗殺。阿科瓦利公爵是個青年騎兵軍官，因母親是猶太人，遂被反猶集團打了下去。埃斯納本可在一小時内卸職，其統治也可被走中間路線的政府代替的。暗殺帶來了阿科瓦利最恐懼的後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還幾乎遭到所有人鄙視和反對的埃斯納，頃刻間便成了烈士和無産階級的聖人，革命也随之被暗殺而蘇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員會宣布戒嚴，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當過教師）為首的完全社會主義的政府，還宣布進行總罷工，晚7時開始宵禁。由于學生們在為他們的英雄阿科瓦利歡呼，慕尼黑大學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