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醒悟到自己的事業已無望後，他于2月21日清晨草拟了一項聲明，宣布辭職，但在前線蘭塔克遞交辭呈的半途，遭安東·阿科瓦利公爵暗殺。阿科瓦利公爵是個青年騎兵軍官，因母親是猶太人，遂被反猶集團打了下去。埃斯納本可在一小時内卸職，其統治也可被走中間路線的政府代替的。暗殺帶來了阿科瓦利最恐懼的後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還幾乎遭到所有人鄙視和反對的埃斯納，頃刻間便成了烈士和無産階級的聖人，革命也随之被暗殺而蘇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員會宣布戒嚴，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當過教師）為首的完全社會主義的政府，還宣布進行總罷工，晚7時開始宵禁。由于學生們在為他們的英雄阿科瓦利歡呼，慕尼黑大學被關閉。
兩星期後，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大會，一緻通過了建立共産國際的決議。在接踵而來的歡慶勝利的活動中，列甯号召各國工人起來，強迫他們的領導人從俄國撤軍，恢複外交和商業關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術人員和指導員的辦法，協助重建這個剛長羽毛的國家。
那時，柏林正響應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産黨之命令于不顧，全部出動至市中心，進行示威遊行。在“紅色水兵聯盟”和其他激進軍事集團的參與下，他們占領了當地30個警察局；水兵們包圍了位于亞曆山大廣場的警察總署，該署由“自由兵團”的幾個步兵連守護。次日，“工人委員會”的1500名代表，以壓倒性的票數，贊成總罷工的号召。首都動彈不得，無電，無交通運輸。
革命者全集結于東城，他們在主要的關卡架起機槍。為了進行反撲，國防大臣諾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賜給他的專制權力，于3月5日從“自由兵團”調遣了3萬名官兵進城挨座樓房驅逐叛亂者；柏林的酒吧間、舞廳和酒館等，則仍正常開業。
柏林在進行激烈的巷戰。一方用的是大炮、機槍和飛機掃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槍和手榴彈。經4天激戰後，諾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軍者就地槍決”。于是，數以百計的工人依牆而立，未受審判便被處決。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萬人受傷。然而，叛亂情緒繼續在全德國蔓延。在薩克森，政權由激進派掌握；魯爾盆地處于被包圍狀态。芝加哥《每日新聞》代辦處的記者本·赫希特發電稱：“德國正患神經病，沒有精神健全的東西可報。”
慕尼黑也處在另一次革命的邊緣，這次革命是在布達佩斯一次政變的鼓舞下發生的。3月22日，有消息傳來說，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人民陣線，以工農兵委員會的名義，已奪取了匈牙利的政權，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貝拉·昆為首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貝拉·昆本人是猶太人，在32名委員中，有25名也是猶太人。因此，倫敦的《泰晤士報》便将這個政權稱為“猶太黑手黨”。貝拉·昆的勝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膽子壯起來了。4月4日傍晚，委員會的代表們踏着厚達20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見的大雪），艱難地行走在街道上。他們的目的地是離希特勒戰前住所僅兩座房子開外的羅文布勞大廈——在這裡，人們大聲宣讀決議：“消滅黨派，團結全無産階級，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和匈牙利的無産階級結成兄弟關系。這樣，世界上便沒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們全面實行社會化。”
這是個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現實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領導人是詩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張包括要求改革戲劇、繪畫以及建築的藝術形式，使人類精神得以自由。内閣由一群怪人組成。例如住房委員下令，此後各家的起居室，須一律建在廚房和卧室上方。然而，這群怪人最奇葩的還要算是弗朗斯·裡普——他被挑選為外交委員（即使在精神病院住過一些時候），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齊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裡普給莫斯科發了一份措辭激憤的電報，攻擊埃斯納的繼承人偷了部裡的廁所鑰匙；并向伍爾登堡和瑞士宣戰，“因為這些豬狗未立即租給我60輛機車”。
4月13日，棕榈主日，當原總理大臣，即那位社會主義教師霍夫曼試圖用武力奪取慕尼黑時，革命也就到此告終。即使擁有像希特勒等那樣戰功卓著的軍人，他也從未有機會起事。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阻止第二團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聲疾呼：“說我們應保持中立這話的人是對的！畢竟，我們不是為一夥漂泊不定的猶太人站崗的革命衛士！”雖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衛戍部隊保持中立。到黃昏，“霍夫曼起義”被粉碎，政權落入了赤色職業分子手中——由歐仁·萊維納領導，他是聖彼得堡人，父親是猶太商人。他們是共産黨派往慕尼黑去組織革命的。在逮捕了詩人托勒後，他們立刻将政權變為真正的蘇維埃。然而，他們違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暫時取得勝利的情況下都要避免動武”的嚴格的黨令，以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派出相當一部分力量去與霍夫曼為重新奪取慕尼黑而倉促糾集起來的8000名士兵對壘。那時，霍夫曼的部隊正向離城隻有10英裡的達豪集結。
紅軍的總司令恰好是剛被共産黨逮捕的詩人恩斯特·托勒。他從獄中一出來，便躍上一匹借來的馬，趕赴戰場，像舊時的武士一樣，決心“為革命而戰鬥”。4月18日，這位紅色的騎士指揮部隊向霍夫曼發動進攻。但由于他是個人道主義者，又是個個人主義者，堅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顧。首先，他拒絕炮擊達豪，企圖通過談判避免沖突。其次，當戰鬥打響時，他率領士兵進行戰鬥，幾乎未流血便取得了勝利。霍夫曼的部隊慌忙後撤。蘇維埃領導人下令槍斃他所俘獲的軍官。不用說，他又把他們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獄。
達豪一役失利後，霍夫曼被迫接受國防大臣諾斯克之“自由兵團”的援助。他們以出奇的速度拟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計劃，并執行得卓有成效。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圍。為報仇雪恨，被圍困的紅軍把蘇維埃共和國在全慕尼黑的敵人都抓了起來。水兵們抓了反猶的“圖裡會”的7名成員，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書。共約100名人質被監禁在留波爾德中學。
4月29日，征服慕尼黑的包圍圈不斷緊縮，城内的革命者驚慌失措。有人謊報說，白軍已占領了主要的火車站，頓時，紅軍指揮部的人員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獲釋，以進行最後抵抗）和紅軍的指揮官外。紅軍的指揮官決定對白軍進行最後的報複，因為不久前，“自由兵團”曾在一石場裡處決52名俄國戰俘并槍殺十多名手無寸鐵的工人，他下令将關在學校裡的人質全部處決。托勒吓得魂飛魄散，慌忙前去阻止這次屠殺。但待他趕到時，至少有20人已被殺害。
有個學生從紅軍殘存的陣線溜了出去，将這一暴行情況向“自由兵團”的指揮官做了報告。于是，他們決定拂曉進城。5月1日，晴朗而溫暖。“自由兵團”從幾個方向朝城内湧來。除在霍普班諾夫和施霍賓地區遭到一些抵抗外，他們沒費多大工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決了。“自由兵團”的部隊受到被解救出來的市民們的歡呼，在馬裡恩廣場還舉行了群衆集會。紅旗降落了，換上的是巴伐利亞的藍白國旗。
正當列甯在紅場上向大型的“五一”節群衆集會宣布共産主義的勝利時（“不僅在蘇維埃俄國，而且也在蘇維埃匈牙利和蘇維埃巴伐利亞，獲得解放的工人階級正在自由地、公開地慶祝周年解放。”），“自由兵團”正在慕尼黑消滅抗拒分子的老巢并逮捕紅色領導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屬于“自由兵團”。很快，他們便在路德維希大街大踏步前進，在經過弗爾德赫侖大廳時，還操起正步。埃爾哈特旅的士兵，頭戴卍字鋼盔，高唱着“頭戴卍字盔，黑白紅袖章……”
到5月3日，慕尼黑已全被奪取，“自由兵團”所付出的代價是68條生命。當然，此仇也得報。屬聖約瑟夫會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話劇的事情時被捕。他們被押進惠特爾巴赫宮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當作危險的赤色分子槍殺或被刺刀挑死。數以百計的人在類似的情況下被殺死，數以千計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團”所屬各部示衆“以示警誡”。另外，他們還頒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繼續進行鎮壓。有些告示是根本無法執行的，例如，有告示規定，必須立即交出武器，否則槍斃。在法律和秩序的名義下，市民們被逐出家門，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殺害。“自由兵團”把慕尼黑從蘇維埃共和國的鐵蹄下解救出來，共和國做得雖然過分，但若與解救的方法相比，卻又相形見绌了。
“要叙述白軍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書不行，”法國駐慕尼黑武官報告說，“……肆無忌憚而又有組織的野蠻行為……野蠻的屠殺，無法形容的胡鬧……”英國的官員們要不是沒有看見這些暴行，要不就是視而不見，宣布這些暴行是“從目前所掌握的情況看，慕尼黑蘇維埃插曲之結果”，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局報告說，“是在全德加強了法律與秩序，使斯巴達克斯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群衆中名聲掃地。”共1000多名所謂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團”處決。在慕尼黑，如此短暫的時間内堆起如此多的屍體，使人們的健康受到了威脅。對那些無法辨認的屍體，隻好抛入塹壕。
以理想為目标的萬德沃格爾的青年，曾把他們的崇高理想帶進戰壕；現在，作為“自由兵團”的士兵的他們，又把這些理想帶上了德國街頭。“這是一代新人，是突擊隊戰士，是中歐的精華。”他們的桂冠詩人恩斯特·容格寫道，“這是一個嶄新的種族，堅強、有智慧，又滿懷目标。”他們将是為拯救德國而戰鬥的軍人。“我們必須用鮮血鑄造新的形式，用鐵拳奪取政權。”
容格這一席話，可說是代表希特勒講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權使積壓在希特勒心頭的憎恨蘇醒了。在慕尼黑獲得解放後不久，便發生了一件将改變希特勒的生活、扭轉世界曆史進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獲勝的盟國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德國政府沒怎麼拖延便批準了和約的條款。條件很苛刻，德國被迫獨自承擔引起戰争的責任，并賠償戰争造成的所有損失。大片大片的帝國領土被奪走：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落入法國之手，馬爾梅蒂地區割給了比利時，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魯士割給了波蘭。德國還丢失了它的殖民地。丹吉克成為一個自由邦；薩爾、施萊維希和東普魯士将擁有公民投票權。更有甚者，盟國将占領萊茵河15年之久，萊茵河右岸30英裡寬的地帶将被劃為非軍事區。條約還規定，德國不得擁有潛艇或軍用飛機，軍隊數目僅限10萬。這樣，德國蒙受之恥辱達到了頂點。
這支新的力量，即德國國防軍，幾乎立即開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權力。為使部隊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他們成立了一個部門，專門在部隊中調查以颠覆為目的的政治活動，還向工人組織滲透。在負責這個單位的卡爾·梅爾上尉所挑選的人員中就有希特勒。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幹這一行當的，但梅爾之所以挑選他，是因為他在戰時有過模範記錄，也可能是出于憐憫。“我第一次碰見他時，他像是一條尋找主人的、疲倦的喪家犬。”梅爾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時将命運投入他人之手，隻要此人對他表示友善”，他“對德國人民和他們的命運漠不關心”。
實際上，由于革命這個傳染病，希特勒正處在醞釀和混亂的狀态中，他從未像現在那樣對他所投奔的國家之命運表示關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傳種族主義的小冊子——或許是埃卡特編寫的，這立刻使他想起他在維也納讀過的類似小冊子。“這樣，我不自覺地發現，我自己的發展又重新展現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頭之所見所聞，使壓抑在他心頭的對猶太人的仇恨活躍起來了。猶太人處處都在掌權：先是埃斯納，繼而是像托勒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末了是像萊維納那樣的俄國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羅莎·盧森堡，在布達佩斯是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懷疑是陰謀的，如今在他眼裡正變為現實。
在就職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細被送往慕尼黑大學受專門訓練。政治教導員中有像卡爾·亞曆山大·馮·米勒教授那樣滿肚子是激進右派學問的保守派。“對我，”希特勒寫道，“這件事的價值就在于，我現在有機會見到思想與我相似的同志，可與他們詳盡地讨論目前的形勢。我們都多少堅信，犯下了11月罪惡的各黨派，各中心也好，社會民主黨也好，均無法将德國從未來的崩潰中拯救出來。而那些所謂的‘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組織’盡管願望良好，但也無法對已發生的事件進行彌補。”
在戰争期間，希特勒曾對維斯登基爾希納說過，在和平時期，他将成為畫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問他喜歡加入哪個政黨時，他回答說：“哪個都不。”受訓者中其他圈裡人的結論也是，隻有一種嶄新的運動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決定将這個組織稱為“社會革命黨”，“因為這個新組織的社會觀點确實要進行革命”。
馮·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爾講師，為這一運動加油打氣。弗德爾是為“打破利息奴役”而組織的“戰鬥聯盟”的創始人，以工程師為職業，實則是個經濟學家。他給訓練班的學員講述證券交易所和借貸資本的投機性和經濟性質。對希特勒而言，這是具有刺激性的啟示。“在聽完弗德爾的第一課後，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的最主要的基礎之一的方法。”在弗德爾要求結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首次真正了解了卡爾·馬克思這個猶太人終生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終于讀懂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一次講課後，馮·米勒教授發現一群人在進行生動活潑的讨論。“人們好像着了魔似的。原來，有個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談闊論，越講越起勁。我有個奇怪的感覺，這些人的激動是他高談闊論所緻。我看到的是一張蒼白的小臉。他頭發蓬亂，不像軍人，胡子修得整整齊齊，藍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熱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學生中有個天生的演說家？”米勒教授指着那個臉色蒼白的士兵問梅爾上尉。梅爾喊道：“希特勒，你過來。”希特勒“帶着某種目中無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過去。由于他有演說的天才，他終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個團裡當上了訓誡員。“我以最大的熱情和愛開始工作，因為，猛然間我便得到了向大群聽衆演講的機會，我曆來純粹憑感覺而不是憑直覺所假設的東西，現在證實了：我能‘講’。”随着每一次演講，希特勒變得越來越自信，那就是，他的聲音已發達到如此的地步，以至營房内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聽清他的演講。
由于開始時與他友好相處的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個奸細，所以，他的社會生活并沒有如此成功。有個名叫荻埃爾的矮個子兵，公開蔑視先進者。希特勒緊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在不斷闡述德國的真正任務。他的話猛然被打斷了：“告訴我，”荻埃爾說，“是不是他們灌進你腦中，你忘了沖洗？”據一位目擊者說：“這位長途演說家，大吃一驚，瞪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