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問你；
切不可大發雷霆，
而是輕聲輕氣！
她若聽不明白，
高興地給她解釋；
悲痛的時刻終将來臨，
當她再不能啟口！
希特勒自己承認，年輕時他是個遁世者，不需要與人交往，但在戰後，他“再不能忍受孤獨”。雖然他的小屋是孤獨的避難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館裡、沙龍裡、咖啡館裡和啤酒館裡過着另一種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館（與人民戲院相鄰）、卡爾頓茶館（在布裡安納大街，是上層人物的會面場所）和赫克餐館（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館留座，在僻靜的角落裡一坐就是幾小時。他就是這樣觀察他周圍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總是在紐邁埃爾餐館與他的心腹會面——該餐館是個老式的咖啡館，位于彼得廣場拐角處，與維克圖阿利安市場相鄰。這是個長形的屋子，牆上鑲有木闆，凳子是固定的。在這裡，在留給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訴他的追随者（許多是中年夫婦），聽聽他們的反應。也是在這裡，他們一邊吃着經濟的晚餐（有些是他們帶來的），一邊閑聊和說笑。
其他的夜晚，他總是在弗朗茲·約瑟夫大街迪特裡希·埃卡特的家中度過。“他家的氣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樣照顧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實叫安納爾，是埃卡特的管家。自與妻子分居以來，他一直與她同居。在這些日子裡最常與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許是他的新助手漢夫施坦格爾。他常将希特勒介紹給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爾遜總統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赫斯特報業歐洲之主要記者）和威廉·馮克（他的沙龍吸引了許多民族主義富商）那樣的重要人物。他常與漢夫施坦格爾一起，參加埃爾莎·布魯克曼太太的晚會。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門，嫁給一出版商為妻，對希特勒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極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頭暈目眩。在拜訪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館内）後，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他穿的那身藍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們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還沒看見他的浴室呢，連水溫都可調節。”
漢夫施坦格爾成了提埃希大街那間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過道上去（那裡有一架鋼琴）彈點兒什麼，好“讓他安靜安靜”。漢夫施坦格爾發現這架老掉牙的大鋼琴盡走調，但還是彈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點頭，其實是心不在焉。之後，漢夫施坦格爾彈奏了《詩樂會會員》的前奏曲，他一邊彈奏，一邊希望這架老鋼琴别在他的重擊下散了架。他彈奏時，“滿帶李斯特的架勢，還帶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聽得興奮起來，在狹窄的過道上走來走去，還在那裡比比畫畫，好像在指揮管弦樂隊。“這首曲子彈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終曲彈完時，他已興高采烈，一切愁悶全都無影無蹤了。”
漢夫施坦格爾發現，希特勒能将《詩樂會會員》“倒背如流，還能用奇特的震動音吹口哨，将每個音符吹出來，且音調和諧”。在這小小的過道上，幾乎天天都在開音樂會。希特勒不喜歡巴赫和莫紮特的作品，比較喜歡舒曼、肖邦的作品，還有理查德·施特勞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歡的是貝多芬和瓦格納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賞”瓦格納的作品。對漢夫施坦格爾演奏的《崔斯坦和伊索德》和《羅恩格林》的各種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聽不厭。
由于受漢夫施坦格爾作風的感染，希特勒把他當作值得炫耀者介紹給他社交圈裡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關在水洩不通的房内，不告訴他們他去何處或與誰談過話，”在他未發表的回憶錄中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而把我拉出去，走街串戶，把我當作他的樂師，讓我演奏鋼琴。”一次，在攝影家海因裡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學足球進行曲。他解釋說，啦啦隊的頭頭們和奏進行曲的樂隊能使群衆激動，甚至令他們歇斯底裡地呼喊。希特勒的興趣很快便起來了。于是，漢夫施坦格爾便用鋼琴示範，說明德國的進行曲可以根據美國音樂快活的節拍進行改編。“不錯，”希特勒一邊喊，一邊上下比畫，活像是個鼓樂隊指揮，“眼下我們就需要這點。好極了！”漢夫施坦格爾用這種體裁給沖鋒隊的樂隊寫了幾首進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貢獻還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萬歲，萬歲！》。
漢夫施坦格爾住在施霍賓，與1914年希特勒求學的那所大型學校遙遙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許，最吸引他的是漢夫施坦格爾的老婆赫侖納。她是德國血統的美國人，高個子，頭發、皮膚、眼睛均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希特勒來時，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藍哔叽。“他很莊重大方，甚至有點謙虛，”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說話時很拘泥于下層。對受過較高的教育、爵位較高的人士，或學術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談話形式，則是當時仍盛行于德國的形式。”很明顯，從一開始，赫侖納的熱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對她很尊敬，幾乎崇拜她。在10年後她寫的、未發表過的回憶錄中，赫侖納描述了1923年初在慕尼黑街道與希特勒相遇時的情形：“那時，他是個消瘦、羞怯的年輕人。他的碧眼帶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舊——一件價格便宜的白襯衣，一條黑領帶，一身舊藍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幾乎無法再穿的灰棕色軍大衣，一雙廉價的黑鞋，一頂淺灰色的舊軟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憐。”
她邀請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飯。“打那天以後，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氣氛，跟我的兒子玩耍，談論讓日耳曼帝國複興的計劃和希望。許多人也邀請他，但他好像最喜歡我們家，因為與我們在一起時，不會像别人那樣，用一些離奇古怪的問題去打擾他，也不會向别人介紹說他是‘未來的救星’。如果他喜歡，他就可安靜地坐在角落裡讀書看報或做筆記。我們未把他當成‘名人’。”她隻把希特勒看成是一個熱心腸的人，他對她兩歲的兒子埃貢的感情令她感動。“很明顯，他喜歡孩子，要不，他就是個出色的演員。”一天，孩子朝門邊跑去迎接希特勒，卻一頭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假裝捶打椅子，罵椅子‘傷了小寶貝埃貢’。這使孩子又高興又驚奇。打那天以後，每當他前來，他都要重複這一動作。埃貢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請打這張頑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與漢夫施坦格爾一家相處已輕松自如多了。為使他們高興，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摯愛他的戈林一家）的動作，或在地闆上與埃貢玩耍。他會一邊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邊閑聊，一聊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候，他也喝“約翰尼斯伯格酒”，還要加上“滿滿一匙的糖”。他們常一起公開外出，某晚還一起觀看了電影《弗裡德裡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歡的一場戲是，年邁的君主發出威脅，要砍繼位王子的頭。“多有風度呀，為了加強紀律，老國王竟要砍親生兒子的腦袋，”在回家路上他評論道，“德國的法律就應該這樣執行，不是釋放就是砍頭。”
從多愁善感到殘酷無情的閃電般的轉變，使漢夫施坦格爾夫婦惴惴不安，對他的私生活也就議論得很多。比方說，他與女人的真正的關系是什麼？一天，他告訴他們說，“對我說來，群衆、人民，就是一個女人。”他也把他的聽衆比作女人。誰若是不懂得群衆之内存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講。你問問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麼？幹脆、利落、決心、權力、行動力……假如能妥善地與她交談，她就會驕傲地為你做出犧牲，因為，哪一個女人都不會認為，她畢生的犧牲已經足夠支持自己的摯愛。又有一天，他宣稱他永不結婚。“我的父國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衆人認為的“父國”。漢夫施坦格爾開玩笑地問他：為什麼不找個情婦？“政治是個女人，”希特勒回答說，“你要是不高高興興地愛她，她就會把你的頭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夥伴有把握地認為，他的一個司機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婦。她對他很忠誠，據說她腋下的小包裡藏有一支小手槍——她自願當他的保镖。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不相信此說。“去！”她說，“告訴你吧，他是個中性人物！”
希特勒這一時期的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說。“我們一起追求姑娘，我與他形影不離。”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機埃米爾·莫裡斯回憶說。他倆常到藝術學院或畫室去觀看裸體模特。有時，希特勒自稱是“烏爾夫先生”，與莫裡斯一起于晚間在街頭巷尾遊逛，尋找姑娘。由于莫裡斯對姑娘有吸引力，他便充當中間人。據莫裡斯說，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過代理得來的征服物”。“即使身無分文，他還常常送花。我們也常去欣賞芭蕾舞演員。”
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工作實際上已成了漢夫施坦格爾的全職。從勸說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點、時髦一點（“現在不時髦，将來會時髦的，因為我留了它！”），到鄙視他的顧問羅森堡（為的是他的“欺騙哲學”之故），他都大膽地提出咨詢意見。雖然希特勒拒絕接受他的意見，但他仍向漢夫施坦格爾借款1000美元，還不給利息——漢夫施坦格爾剛從他家在紐約開設的藝術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紅。這筆款子，在換成已貶值的馬克後，是一筆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購買了兩架美制輪轉印刷機，把《人民觀察家報》從周報變為日報。
漢夫施坦格爾的慷慨大方，卻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紅運。希特勒讓羅森堡替下了埃卡特，當了《人民觀察家報》的編輯，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幾星期不去辦公室。這個職務不但使羅森堡成了東方問題的黨内專家，還加強了他在諸如施勃納·裡希特那樣的俄國逃亡者中的影響。裡希特是一個神秘人物，與德國企業界和高層社會有着聯系，除作為魯登道夫的中間人外，已逐漸成為希特勒的主要顧問之一。所有俄國逃亡者都狂熱地緻力于消滅布爾什維主義，大部分人腦中也塞滿了沙皇對粉碎猶太陰謀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這些狂熱者看來，用社會和經濟手段反猶，已屬無效，隻有大規模的屠殺才能奏效。
1923年春天，希特勒忙得不可開交。他最迫切需要的是錢。于是，希特勒便四處奔走，為黨籌集經費。4月初，希特勒與漢夫施坦格爾兩人坐上希特勒“塞爾夫”牌的老爺車，由莫裡斯駕駛，前往柏林。他們取道薩克森，因為該處許多地區均受共産黨的控制。在萊比錫北面一小鎮的市郊，他們碰到了路障，受到赤色民兵的攔阻。威武雄壯的漢夫施坦格爾把他的瑞士護照一揮，然後操着帶美國口音的德語宣稱，他是外國的造紙商，是前來參加萊比錫博覽會的，車内的人一個是司機，另一個是随從。他果然得計。開車後雖然希特勒聲稱“他們會把我的腦袋砍下來的”，但是很明顯，對他之被稱為随從，心中是老大不快的。
在柏林，他們不僅到處讨錢，還于星期天參觀了軍事博物館和國家藝術館。在國家藝術館内，希特勒站在倫勃朗的《戴金頭盔的男子》的畫前，特别注意畫中人之軍人般的英勇的表情。他說，它證明了這位偉大的畫家“雖然在阿姆斯特丹的猶太區作過許多畫，但在内心，他仍是一個真正的雅利安人和德國人”！之後，他們在露娜公園觀看了女子拳擊比賽。希特勒面無表情，卻堅持再看幾場再走。他說：“這怎麼也比在德國進行的大刀決鬥要好嘛。”
次日，他們離開了柏林，避開了薩克森，繞道回家。一路上，為了驅除長途跋涉的煩悶，希特勒整段整段地用口哨吹奏瓦格納的歌劇，并指手畫腳地進行表演，以飨其同行旅伴。他甚至背誦了一首以“依特勒”結尾的對偶長詩，借以嘲笑自己。“高興時，”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希特勒就會反複朗誦經他加工後的這首詩，使我們全笑出了眼淚。”
他們在理查德·瓦格納的家鄉白萊特做了逗留，還進了節日劇院，是看門人帶他們進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為《漂泊的荷蘭人》而設的。自1914年宣戰以來，此劇一直在此上演。看見此布景，漢夫施坦格爾乘機指出，此劇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費爾迪南·海涅設計的。這裡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納的書房——書房的牆上仍挂着他對藝術家和職員們的教誨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