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理查德·瓦格納的家鄉白萊特做了逗留，還進了節日劇院，是看門人帶他們進去的。舞台上的布景仍是為《漂泊的荷蘭人》而設的。自1914年宣戰以來，此劇一直在此上演。看見此布景，漢夫施坦格爾乘機指出，此劇最初的布景是他的曾祖父費爾迪南·海涅設計的。這裡的一切都使希特勒着迷，特别是瓦格納的書房——書房的牆上仍挂着他對藝術家和職員們的教誨之詞。
在那次旅程的最後一天，在中午野餐時，希特勒提起了萊比錫城外他們所見的那座紀念“各國反拿破侖戰役”的紀念碑。他對此所做的評論使漢夫施坦格爾深感不安。他說：“在下次戰争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保證控制俄國西部的糧食補給線。”這話表明，羅森堡及其俄國朋友們又在向希特勒宣傳。漢夫施坦格爾反駁說，與俄國交戰是徒勞無益的，需要考慮的倒是具有巨大工業潛力的美國。“如果你把他們推向另一邊，那麼，未來的戰争你還未發動就已經輸掉了。”希特勒支支吾吾，未作回答。很明顯，這個論點“他并未聽進去”。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擊法國占領魯爾區的運動，但他經常拐彎抹角，似乎更令他感興趣的是動員他的聽衆去反對猶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譴責他們，說他們應對魯爾之被占領，對戰争的失敗以及對通貨膨脹負責。他攻擊說，“所謂的世界和平主義”其實是猶太人的發明；無産階級的領袖是猶太人（“又是猶太人！”）；共濟會是猶太人的工具（“還是猶太人！”）；其實，猶太人是在陰謀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為了證實古代的預言，俄國和德國都必須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義憤填膺！所以每個謊言宣傳機關才大肆開動，反對最後一個——德國的——理想主義者的國家！這樣，赢得世界大戰的就是猶太人！或者說，你們希望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赢得戰争？”在結束演講時，希特勒感情沖動，大聲疾呼要為死于世界大戰中的200萬德國人，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孤兒寡母、殘疾者伸張正義。“為了這數百萬的人，我們必須建立新德國！”
由于對猶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現實。他們的反猶主義，雖然是用合乎邏輯的語言表達的，其實已超越了邏輯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國、英國和美國才真正是輸掉了戰争。最終取得勝利的是德國，因為德國正在擺脫猶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騙自己，那麼，他也成功地欺騙了他的聽衆。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籲，而當聽衆離開會場時，他們記憶所及的細節已寥若晨星；他們隻記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軍，以拯救德國；法國必須被逐出魯爾區，最重要的，猶太人必須去到他們該去的地方。
過去一年來，希特勒的演講技巧大有改進。他使用的手勢已與他的論點一樣複雜多變。尤其令漢夫施坦格爾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手臂的突然高舉。“他具有一個真正偉大的管弦樂隊指揮的品格。一個偉大的指揮家，不隻是用手勢向下打出節拍，還能向上揮動其指揮棒，将内在的節奏和意義指揮出來。”希特勒在演講中使用了音樂知識和感覺，使自己的演講具有音樂的節奏。開始的三分之二是“進行曲節奏”，然後加快速度，使最後的三分之一變成“狂熱”。他的仿聲技巧也得到熟練使用。他善于模仿某想象中的反對派，“常常以反論中斷自己，在完全粉碎了假想之敵後，再回到原來的思路”。
盡管他的演講的結構很複雜，但因為主要目的是要引起感情共鳴，因此并不難跟上。這樣，他便能輕而易舉地從一個題目轉向另一個題目而又不會失去聽衆，因為題目與題目之間的橋梁溝通了某種感情——憤怒、恐懼、愛或恨。盡管演講曲曲折折，他仍像一個才華出衆的演員引導觀衆看懂某出戲裡的複雜情節一樣，牽着聽衆向前。
希特勒還具有将聽衆卷入演講内容的罕見的才能。“當我向人們發表演講時，”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特别是對非黨員，或對那些因這種或那種原因行将脫黨的人講話時，我常常講得好像國家的命運與他們的決定息息相關似的。他們應為許多人做出榜樣，毫無疑問，這意味着打動了他們的虛榮心和雄心。一旦我達到了這一目的，其餘的就好辦了。”他說，所有人，不論貧富，其内心都有義務尚未履行之感。“在某處沉睡意味着将某種為建立新的生活形式而作的最後犧牲或某種冒險置于險境。他們會将最後一分錢花到彩票上去。我的任務就是将那種欲望轉向政治目的。從實質上講，每個政治運動都是以其支持者——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不管是為自己還是為其子女或别人得到更美好的東西的願望為基礎的……人們的地位越低賤，對參與某項比他們高貴的事業的欲望就越強烈，如果我能說服他們，令他們相信德國的命運已危在旦夕，那麼，他們就會成為某項不可抗拒的運動的一部分，這運動還可以包括所有階級。”
對希特勒之華麗而精湛的異端的軍事表演，聽衆曆來都是有所準備的。除了扣人心弦的音樂和迎風飄揚的旗幟外，現又增加了新的色彩——希特勒親手設計的羅馬式的旗幟和羅馬式的敬禮。也許，這兩者都是通過墨索裡尼從恺撒那裡借鑒得來的，但他宣稱，直臂禮是德國式的。“我曾讀到過有關‘昆蟲國會’開會情形之描寫。在此期間，人們就是用這種德國禮向路德緻敬的。它向他表明，人們并非要與他兵戎相見，而是和平相見……大概是在1931年，在不來梅的拉施酒店我首次看見這種直臂舉手禮的。”不管源于何處，在樂聲和旗海中，這種在震顫的“萬歲”聲中行的舉手禮，确也向聽衆保證，他們即将聽到的是德國的真正的聲音。
在希特勒公開聲言反法和反猶的當天，他又一次公開與巴伐利亞政府對抗。他拜會了巴伐利亞總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個前軍官，即“戰鬥組織工作組”的一支私家軍的司令。這個“工作組”其實是右派激進集團的大雜燴。兩人向總理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廢除《共和國保護法》。如果魏瑪政府拒絕這一要求，那麼，巴伐利亞就等于公開違背法律。
這天是3月30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複。由于未有答複，右派的激進軍事集團便于星期天舉行“軍事演習”。這天是複活節。希特勒站在敞篷車内，當沖鋒隊和其他追随者列隊走過時，希特勒伸手檢閱。從戈林的私家車内望去，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注意到，希特勒雙眼“放射出勝利和滿意”的光芒。檢閱完畢後，希特勒帶上“一束鮮豔的玫瑰花”，來到漢夫施坦格爾家中，作為他夫人生日的禮物獻給了她。之後，他們“高高興興地喝了一小時茶”，希特勒談笑風生。不久之後，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卻悶悶不樂，偏執地警告漢夫施坦格爾，不準吃用卍字裝飾的生日蛋糕——與其他禮物一起，這種蛋糕幾乎堆滿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說，“這座大樓是屬于猶太人的，為了搞掉對手，讓毒汁沿着牆壁流下，這已經是小孩的玩意兒了。”
星期一，總理終于給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對《共和國保護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為巴伐利亞的法律，他隻好執行。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舉行群衆遊行，以示抗議。這是爆炸性的，因為“五一”不僅是勞工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神聖的節日，還是慕尼黑從蘇維埃共和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周年紀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進勢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車站以北數英裡的奧貝威森弗爾德軍事訓練場蜂擁而去。至拂曉，已有近千人集結在那裡。為了防止左派的襲擊，他們還派出了崗哨。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但仍未見行動。“6時，”希特勒回憶說，“一夥夥赤色分子前來與我們對壘。我派了些人去試探他們，但他們未做出反應。”
9時許，城外的各隊人馬紛紛前來，希特勒的隊伍壯大至1300餘人。他們持槍站在溫暖的陽光下，等得又煩又急。惡狠狠的希特勒，手裡提着一個鋼盔，問道：“赤色分子都在哪裡？”快到中午時，突然來了一支軍隊和身穿綠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裝示威者團團圍住。與他們一起前來的是滿臉怒氣的羅姆上尉。他對希特勒說，他剛從當地駐軍的将軍那裡回來，将軍要求希特勒立即繳械，否則，希特勒要對後果負責。
希特勒大怒，但又隻好撤銷格裡戈爾·斯特拉塞等人的請求——他們請求與政府對壘，讓士兵發起沖鋒。繳械的決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發動進攻，他的部隊肯定會被消滅，而這場無謂的流血也許會意味着他作為政界領袖，甚至作為一個人的終結。在奧貝威森弗爾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賓，他的部隊與共産黨的先遣隊相遇，他把他們打得四散逃走，還放火焚燒了他們的旗幟。這是希特勒得意揚揚的時刻，他即席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這場烈火是布爾什維克的世界傳染病的标志，它不過是國社黨人奪取政權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這極富煽動性的講話，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氣，把一件大錯事變成了勝利。然而，他們的狂喜隻不過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動已徹底失敗。這一失敗令他失去了許多堅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棄希特勒！”一個前“自由兵團”的指揮官喊道，“5月1日他遭到了慘敗，他永遠會失敗！”
在奧貝威森弗爾德事件中失敗的，絕不止希特勒一人，對巴伐利亞政府而言，這是更大的失敗和難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傳他出庭受審。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檢察官無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撓，從災難中撈到了政治資本。反敗為勝正成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國觀察家卻預言，這是他的落敗的開端。羅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報告中說，納粹運動的勢頭“正在減弱”。他寫道，人民“已對希特勒的煽動性行為感到厭煩，因他既沒獲得什麼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東西。他的反猶運動樹敵甚衆；他的年輕的追随者之近乎搗亂的行徑使許多熱愛秩序的社會成員痛苦萬分”。
墨菲所反映的，不過是巴伐利亞地方官員的印象而已。這些官員誤把“五一”後的政治沉寂當作脫離希特勒及其運動的必然的表現。這種政治上的不活躍一直在延續，中間隻發生過一次短暫的騷亂。這次騷亂是由德國一個名叫阿爾伯特·裡奧·施拉格特因的民族主義分子在杜斯堡附近炸毀鐵路以抗議法國占領魯爾區被處決而引起的。他以破壞罪名受審，于5月26日被槍決。
當漢夫施坦格爾聽說，許多愛國組織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廣場舉行抗議示威時，他覺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應趕回來參加。他乘火車到貝希特斯加登——是一個美麗的療養勝地，位于德奧邊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愛上了那裡的風景”）。希特勒當時化名烏爾夫先生，住在“莫裡茨公寓”，該公寓建築在一座名叫奧貝薩爾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對向示威者發表演講并不熱心，原因是聽講的什麼人都有；但漢夫施坦格爾一再堅持，希特勒隻好答應。于是，兩人便草拟了一份講稿。
當晚，與漢夫施坦格爾同時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說，希特勒常常揮舞犀牛皮鞭，到處虛張聲勢，在公寓經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這種做法我看不慣，”他說，“很明顯，這家夥已瘋了。”他還談到，希特勒用言過其實的辭藻譴責柏林，借以在這位夫人跟前賣弄自己：“……那奢華，那荒淫無度，那種不公平，那華麗擺設以及猶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厭至極，叫我幾乎不敢相信。我幾乎覺得，我就是來到了上帝之廟，發現以兌換金錢為業者的耶稣。”埃卡特說，于是，希特勒便揮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聖任務是像耶稣降臨首都，鞭笞那些貪污腐化的人們。
次日，希特勒陪同漢夫施坦格爾前往火車站。走下奧貝薩爾斯伯格時，他說，新近被撤換的黨報編輯埃卡特，已變成“一個老邁的悲觀主義者，一個老朽無能的弱者”。叔本華把他變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馬斯。“假若聽從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處？多妙的高論啊！把人們的願望與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喪失，一切也就完了。這一生就是戰争。”說完，他便“以奇怪的顫音”吹起口哨，奏着《羅恩格林》裡的天鵝曲。
安東·德萊克斯勒和妻子也不贊成希特勒在奧貝薩爾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來越高漲的革命熱情，同樣令他們驚慌失措。那些反對希特勒沒有在工人階級中建立真正社會主義者的牢固基礎，而是與工業家、富人和銀行家打得火熱的人們，對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心裡必定明白，他正面臨黨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從那些開始時就對希特勒懷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為德國之新生的領袖的人們的不滿和驚愕産生出來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試圖用公開露面的方式去支撐其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日和2日于紐倫堡舉行的慶祝“塞丹戰役”一周年的“德國日”的紀念大會上。那天，十餘萬民族主義分子擁向這座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舉行示威遊行。據該市的警方報告稱，此次活動産生的“熱情，是1914年以來從未見過的”。街道上到處是納粹和巴伐利亞旗幟的海洋，人們高喊“萬歲”，向魯登道夫及遊行部隊揮動手絹和投擲花束。“那些戰敗的、悲慘的、背井離鄉的、被粉碎了家庭的人們，看到了一線希望，看到了一絲從被奴役和窮困下解放出來的光芒。這次慶祝活動就是這種情感的無拘無束的表達。許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們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數遊行者都是國社黨徒。大會開始後，希特勒在其中的一個會場上發表了講話。他看上去比在科堡更加潇灑：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頭發剪得整整齊齊，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幾個星期，骰子就要滾動了，”他預言家似的宣稱，“今天正在形成的東西将比世界大戰更加偉大，它将在德國土地上為全世界樹立一座豐碑。”
次日，“德國戰鬥同盟”成立了。從表面上看，這是民族主義者的聯合，實際上卻是國社黨的發明：它的秘書長是施勃納·裡希特，軍事頭目是希特勒的另一個左右手，其中一個主要組織則受羅姆統轄；它的第一個公告（由弗德爾執筆）聽來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對議會主義、國際資本、階級鬥争、和平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
紐倫堡的“德國日”和“德國戰鬥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開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這一點在一個月後變得更為明顯了——他正式成為這個新組織的政治領袖。它的“行動綱領”公開号召奪取巴伐利亞政權。有謠言說，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實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動，不讓赤色分子再次奪取政權。“我們的運動的任務，與過去一樣，就是為帝國的崩潰做好準備。這樣，在老的樹幹倒塌時，幼樹已經長起。”
巴伐利亞的總理歐仁·馮·尼林雖然贊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張，但卻被希特勒的煽動暴民的戰術搞得忍無可忍。9月26日，尼林對内閣說，由于情況緊急，必須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員。此委員雖屬内閣領導，“但可放手行使執行權”。他提議讓前總理卡爾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幾個民族主義團體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體派人士和天主教會的尊敬。
卡爾以法律與秩序的名義接受了這一繁重的職務。他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舉行的14個納粹集會。對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這一行動既是威脅，又是一次機會（他剛從瑞士募捐回來）。如果他俯首帖耳，可能意味着毀滅；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為全國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們認為黨還不夠強大，不宜采取行動，勸他退卻，他日東山再起。但是，接近普通黨員的人們卻敦促他行動。“如果現在還沒有什麼表示，戰士們就會溜走。”沖鋒隊慕尼黑團的團長說。“為使士兵們保持團結，”施勃納·裡希特說，“我們必須幹點兒什麼，否則，他們會變成左派激進分子。”